周堯和他主編的《中國蝶類志》。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供圖
“中國昆蟲種類，據估計為15萬種以上，而已定名的不到2.5萬種，只占17%而已。在這些已知種中，95%是外國人定名的，只有5%是中國人自己的工作。”
“什么時候能將這兩個百分比顛倒過來，中國人在昆蟲分類上也真正翻了身？這個問題我經常在思考。”
1979年3月，68歲的中國昆蟲學界泰斗周堯在一封信中寫下這樣一段話。信紙的空白處，還留有“17%”的計算痕跡。
青年時，周堯懷揣“科學救國”的理想，帶著200多號中國蝴蝶標本負笈遠洋、自費出國深造。
抗日戰爭爆發，遠在意大利的周堯得知祖國半壁河山淪陷于日寇鐵蹄之下，奮臂疾呼：“大蟲不殺，殺小蟲何用！”他毅然回國，投筆從戎，奔赴疆場。
抗戰勝利后，他扎根西北。“雕蟲”孜孜七十秋，周堯先后采集了40多萬號昆蟲標本，以他的姓氏定名的昆蟲有40多種，先后開展20多個昆蟲類群的分類研究，發現記述372個新種、31個新亞種、2個新型……
做昆蟲學研究，風餐露宿是家常便飯。周堯的足跡遍布祖國山山水水——九上秦嶺太白山和華山，六上五臺山，兩上峨眉山，征服海拔4500米的雪山……初夏的關中，周堯在麥田里“埋伏”了7個晝夜，摸索小麥吸漿蟲的生活規律，尋找防治對策，為我國小麥吸漿蟲防治作出了突出貢獻。
在中國昆蟲學史這片荒地上，周堯是披荊斬棘的拓荒者。1957年，一本薄薄的《中國早期昆蟲學研究史（初稿）》正式出版，作者就是西北農學院教授周堯。當時，周堯已經是聲譽卓著的昆蟲學家，為何要從事歷史研究呢？
寫一部中國昆蟲學史，這是周堯讀大學時就在心里埋下的根。在南通農學院讀書時，老師說，昆蟲學歷史只能從西方講起，中國沒有自己的昆蟲學史。這讓周堯心有不平，他給老師遞了個紙條：“希望你能從正面總結祖國遺產。”
“我們擁有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難道就沒有令人驕傲的昆蟲研究的奇跡和壯舉嗎？不，不可能的！”后來，周堯發現，西方人所著的昆蟲學史，對中國的貢獻只字不提。他翻看中國古代文獻，除桑蠶和蝗蟲外，對昆蟲并沒有系統記錄，材料分散在浩如煙海的各類古籍中。
為了給中國昆蟲學樹碑立傳，周堯伴著青燈一盞，一頭扎進了古籍里——從正史、地方志到《詩經》《爾雅》《本草綱目》，博覽古書7000余冊，可謂沙里淘金。
隨著中國古代昆蟲學的畫卷逐漸在眼前展開，周堯發現，在昆蟲學領域里，中國古代不論是益蟲利用、害蟲防治，還是昆蟲學理論的研究，都有極為輝煌的成就，甚至和四大發明一樣，為全人類作出過重要貢獻。
周堯所著之書，被稱為“我國昆蟲學歷史揚眉吐氣之作”。這也讓中國，在世界昆蟲學史上寫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在周堯的極力推動下，《昆蟲分類學報》于1979年10月正式創刊，周堯義不容辭成為主編。此后，該雜志與66個國家和地區的180多種生物學期刊建立了長期的聯系。這讓周堯覺得，“在世界生物科學界為中國樹立了一面旗幟”。
除此之外，組織中國第一個全國性昆蟲學會“昆蟲趣味會”、撰寫第一部中國昆蟲學史著作、建立中國第一個昆蟲博物館、創辦全國第一家民辦出版社——天則出版社……“中國的法布爾”“世界蟲苑大師”，周堯在昆蟲研究領域，獲得了很多“第一名”。
周堯，用敢為人先的銳氣和迎難而上的骨氣，奮力“包抄”和“追趕”，把紅旗插上科學的高峰！
（原標題：他畢生為打一場翻身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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