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國科學報》記者 孫滔
“這是我19歲那年每天起早貪黑發奮自習的地方。那個時候，知道前途是光明的，眼前卻是黑壓壓的。該怎么開始這一生，完全沒概念。幸之又幸，在日后的無數次犯傻發暈之時，幾乎多少都由清華母校這張牌把我撈出來。”
4月底的時候，張博回到清華大學辦了一個攝影展，上述這段話正是攝影展中的文字。展覽地點就在校內南北主干道旁的第三教學樓前，這個時間也正是他們建筑系2001級校友畢業19年返校的日子。建筑系的本科是5年制，為了跟畢業20周年的2001級四年制校友同時返校，他們也選擇了今年返校慶祝。
與多數建筑系校友不同的是，作為這屆校友中的“異類”，耕耘設計與地產界多年后，張博于2023年轉身成了專職攝影的視覺藝術家。
在這個展覽中，張博用了20幅照片并在每幅照片冠以“躍遷”“懸停”等20個關鍵詞，來表達他畢業后多年的心路歷程。他把自己稱為追矢者，這個稱謂來自他微信朋友圈的簽名檔：“追趕一支離弦的箭。”他的解釋是，自己姓張，那么上古時代的祖先應為善射之人。
那支矢是什么呢？張博說，之前的職業目標是做到總裁級，但他在36歲的時候忽然想明白了：那個標準答案不適合自己。尤其是在地產行業下行的當下，即使做到總裁，也不過是一個打工人而已，能實現的個人價值極其有限。他要擺脫工具人的屬性。
張博
遠離“標準答案”
作為高中時期的學霸，同時手握數學奧賽和物理奧賽一等獎，張博在清華熱能與動力工程專業和北大地質學專業中選擇了前者。不過，入學后他很快發現，這個專業的畢業論文幾乎都在做積分求導，這和他想象中的大學不太一樣。正好當時學校有轉專業的舉措，他在了解建筑學專業后眼前一亮，于是在大一結束后就轉了過去。命運的齒輪從此開始轉動了。
設計課是建筑系的大課，每學期至少有6~8個學分。每周有兩到三次課，每次課都是半天。初始，他們會做一個簡單的設計，比如一個小茶室或一個小亭子，到了大四、大五就要去設計一所醫院或一家酒店。
跟其它理工科專業相比，建筑學中尤其是設計課的作業是沒有標準答案的。每座建筑都會給人很寬泛的討論余地，因此很多理科生剛進來的時候不能適應。很多年后，有些建筑系校友依然會抱怨自己當年選錯了專業。
從這點來看，張博轉行攝影恰恰是在遠離標準答案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畢竟建筑設計需要遵循物理學規律，以及社會責任的考量，而攝影的評判則更加主觀。
在張博眼里，建筑設計師更像一個指揮家，“他不具體下場去做任何細分的事情，但是他什么都得懂，他得知道這一切怎么配合起來去塑造空間”。他們的成就感在于創作手法和理念的創新，從由小到大的漸變，到光線投射的神秘感，再到各種對稱和對應，無不如此。
后來張博發現，建筑設計在某種意義上其實是有一套“標準答案”的——那就是那些大師們的設計，“我們當年都是踩著大師的足印，亦步亦趨去模仿他們的創作手法，去理解他們所創造的空間”。
建筑設計是需要“靈氣”的。讓張博記憶猶新的是，一組10個學生的課堂上，帶組老師指著其中兩個人說，“他們倆將來可以做設計，你們都不行啊。”這句話給了張博很大的刺激，“當時對我們打擊很大，給的壓力很大”。不過，張博承認，那兩個同學的設計確實“更具靈氣，看著就好看、舒服”。
2004年，張博在四川攀枝花進行彝族古村落保護測繪
多年后，張博對這件事有了更多的認識：自己并非沒有設計的天賦，但他更喜歡靜下心去鉆研，“他人別給我意見，我就能干好”。但是每門設計課都長達兩個月，每次課上都有老師提意見，同學也會提意見，“我抵抗不住那么多意見，就會把自己的東西改得面目全非，最后就是四不像，失去了原汁原味的感覺”。而那些得到更好結果的同學，以及那些大師們不一樣，他們都有著足夠的底氣和自信，甚至會帶著一點偏執去堅持自己的看法。
張博被灌輸了太多的謙虛教誨，這讓他顯得不夠自信。當年被清華錄取的時候，在他就讀的太原成成中學，同學們瘋狂向他祝賀，他卻還是穩穩的，“一定要等到錄取通知書到手里，我才相信這是真的”。
36歲那年有了變化
在張博的約90名同學中，有三分之一留在了設計界，有三分之一去了地產界，剩下的三分之一則轉行了。
畢業后的17年間，張博就是按照從設計到地產的主流敘事前行。2006年畢業后，他去美國密歇根大學讀了個建筑學碩士，之后就去了美國的一家知名設計事務所。
去美國之前，他總覺得考試過關就可以站在世界頂峰了，直到他發現周圍的人都在認真做事情，“真的是為了去做事情而努力”。這種文化氛圍給了張博很大震動，“多少年后當我說要做事情的時候，我首先要問自己到底想不想去做這個事情”。
之所以轉到地產界，是因為他想做甲方。作為乙方，設計事務所有時候太沒尊嚴了，沒有任何決策能力，“當一個方案改了100多稿，還是定不下來，隨著甲方領導更換，只好重新設計。這時候就徹底崩潰了”。
同時，在最多只有幾十個人的設計事務所里，他一直是一個單純的“書呆子”設計師，這讓他覺得自己對世界的認識受到了約束。
另外，一些新的設計概念并非源自設計師，而是由地產公司提出來的。在中國城建大步擴張的那些年，全世界相當一部分的建設都在中國。張博覺得這個時期一定會有偉大的地產企業出現，他想跟這些企業共同成長，于是在2015年加入了一家國內的知名地產公司。
張博說，在地產公司確實有了更廣闊的視野，雖然自己能決定的事情還是有限。在中國復雜的國情面前，他的社會化真正開始了。
建筑師的天性是不妥協。他們追求的是實現那張完美的設計藍圖，“然而你是大師才可以這樣，很多時候我們的建筑不需要大師級別”。張博認識到，怎么去妥協，怎么在保證各方利益的情況下去還原那張設計圖，才是真正的能力，“那才是真正考驗智慧的時候”。
這時候的張博不得不“本土化”——去酒桌上談事情，去平衡各種利益關系，有時候也會喝得爛醉如泥。這時候的張博也成了“張總”。
有太多事情不是他想做的，軌跡越來越偏離了他的初衷。他常常在想，自己到底在這里干嗎呢？他的目的不是為了撈幾桶金、不擇手段去實現財富自由。他對總裁夢漸漸失去了興趣。
他開始反省職場對自己的改變。有一次他跟父母一起去吃飯，因為著急回去開會，他希望服務員趕緊結賬，結果服務員太忙去招待其他客人了，他就跑過去以命令的口吻把服務員硬拽到了自己這桌。母親很吃驚，問他怎么變成了這個樣子。
隨著這幾年地產不景氣，他發現，自己所在的公司已經不拿地了。一個項目設計完了，為了節省成本，第二年又被要求重新設計。這個過程給他帶來的只有折磨和挫敗感。
做設計師的時候，他還能留有一半的空間做自己，由著自己的性子做設計；但在地產行業，他是作為標簽化的社會角色存在的，這也就意味著，“張總”是一個典型的工具人。“你必須非常清楚自己該說什么、該做什么，以及到哪步為止，否則你就會踩坑、踩雷”。
36歲那年，也就是2019年，他開始由外向內關注自己，開始嘗試忽略掉一些標簽化的東西。他變得更加細膩，也更敏感了。這位追矢者開始反省：自己到底是誰？到底要做什么？
36歲那年，其實并沒有發生什么，但是“張總”開始回歸張博了。
小時候的張博愛好畫畫，他會在院子里用粉筆到處涂鴉，堅決不允許家人去碰那些作品，這也是他在大學素描的最早鋪墊。他的攝影愛好是到美國買了相機后產生的。在紐約實習的那個夏天，他拍了很多路人，那些街頭表現力和城市質感讓他一直念念不忘。
他決定把攝影作為抓手去重新發現自己。他覺得，攝影能讓他在最大程度上做到去工具化。他要建立自己的IP。
張博
把自己扔到荒野
如今的張博再度反思：以前總覺得，有清華的牌子和美國留學的牌子自己什么都能干，現在才明白專注于一件事情就可以了。他說，真正的生存能力和意志力、抗壓能力才是重要的，那些聽起來很響亮的頭銜不過是轉瞬即逝的浮云。
畢竟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是一種奢侈。他也很清楚，自己必須要感謝清華，“有個清華牌的托底，讓我可以去奢侈一下”。
單干后，他反而覺得現在才是最確定的。單干也就意味著把自己扔到荒野，他想看看自己能不能生存下來。
2024年夏天，在一個展覽結束后，他有一個月沒有任何商業進展。焦慮也隨之而來，“這個模式是不是還能繼續？是不是之后就得回去上班了？”所幸他堅持了下來。
在清華展覽的20幅照片中，他把其中一幅命名為“突圍”。那是一張樹林中的仰拍：在秋冬的蕭瑟中，多株高高的樹干直插天空，只留下了很少的空白給后來者。他需要突圍。
他不再迷信和崇拜任何大師了。就在這次清華校慶期間，他還跟校友們交流說，大家一直是跪拜著大師亦步亦趨前行的，從建筑圈到攝影圈莫不如此，“我發現沒必要這樣。你拍得再好跟我也沒啥關系，我看一眼就行了”。
他也沒有加入任何一家攝影協會。有的攝影協會讓他交10萬塊錢入會，他沒有理會，“何必再進入一個論資排輩的圈子呢”。對于他這個非科班出身的半路出家者，他若是入了協會也只能在隊尾“茍”著。
他也沒有去參與那些網紅展覽——那是需要繳費的，而選擇了只做自己的展覽。為什么有這個底氣？張博說，他看到的那些所謂的“大作”，不過是一種匠氣十足的攝影，他想要夠到一些更高級的創作。
在他看來，從建筑設計到攝影，只不過是從一個創作領域到另一個創作領域。他不需要一級一級地爬上去，而是可以走得更快些。
張博看重的是，在這個人人皆可舉起手機拍攝的時代，反而更能凸顯他專業拍攝的價值。他從不覺得一個清華建筑人轉行攝影是一種“下放”。
他希望自己的攝影能抓住三個核心：情感，美，還有故事。三者中，故事是最重要的，“如果只是鉆研一些技法就太無聊了，太虛無了”。
他很享受當下的狀態，每天扛著相機跑來跑去。他并沒有覺得這是個體力活。要知道，當年每天熬夜去畫設計圖，才是一種體力活，且更有牛馬味。
他也不覺得40多歲才轉行攝影是一種原罪。他要打破那種拿年紀說事的成見。他剛考了無人機執照，同場考試的除了他都是“00后”，就連老師都是“90后”。他絲毫不以為意，反而覺得能跟年輕人搶飯碗，也是一種本事。
他的創業并非陽春白雪，除了自己玩藝術，還要靠給甲方拍攝來求生存。一些當年的乙方成了他的甲方，這時候的張博卻心態平和。他說，當年他們都是平等相待的，并沒有那些傳說中甲方作威作福的情況發生，如今大家的相處更加友好了。
“感謝光”
“這一年的人生濃度和密度更高了。”張博這么提煉他創業兩年來的感受。
他每年要在朋友圈曬出上千幅照片。每年年終之際，他會寫下年度總結，并記錄下當時當地的日落時刻，然后說“感謝這一年的光”。
無論是做建筑設計還是攝影，張博都對光線格外敏感，他需要考慮光線從哪里進來以及何時進來才是最好的。尤其是，在他的建筑攝影里，那些豎直的線永遠是垂直的，而不會變形或扭曲。
他說，世間萬物皆可拍，攝影的本質是熱愛這世界的萬千光色。他還說，拍照需要孤獨，“拍照行為是沉浸于自我的智力和審美之中，再把這個世界從中撈出來。一大群人出去拍，那只是一場活動。我從沒見過一大群作家坐一起寫小說的”。
他也很關注人工智能，但他堅信技術的發展都在凸顯人類攝影師的價值。因為攝影追求的是世界的不確定性，以及各種可能性，“抓的就是那一瞬間。哪怕是有瑕疵的，也是生動的、永遠不可能復制的”。
如今他會嚴格區分產品和作品。“以前感覺做出一個產品來很牛，現在不是了。因為產品背后都是可復制的，都是可以物化和工具化的。”這個認識讓他更看重自己的創作，他必須親自到那個地方去拍攝。
張博說，人們老拿人工智能和人相比，充分暴露了這個世界還是挺野蠻的。人們始終還是沒有認識到人到底是什么，“（人們）對人的價值的認識太膚淺了，仍然在不由自主物化自己，覺得自己是個工具人”。
如果更早轉行攝影會不會發展得更好？對于這樣的疑問，張博已經有了答案。人的事業需要高階認知去推動才行，如果從開始就做工匠式的事情，“很可能越干越low”。
這也是他從來沒有想過去故宮給人拍每天100塊錢照片的原因。他要給自己創造更多的可能性，而不是在職場上越走越窄。
攝影成了一種使命，驅使著他去尋找和探索這個世界。用他更直白的說法就是“上癮了，你不拍兩下就難受”。只要抬頭看到光，他就興奮。那是一種感召。
張博的校慶主視覺LOGO設計
他設計的2001級校慶主視覺LOGO被選中了。設計圖的主體意向取自星空和日晷，“天行常健，日晷如磐”。他將晷針的陰影方向像時針指向“12點”的方向，寓意“為祖國健康工作五十年”已經行至半程。
他很享受為校慶忙碌的狀態，“處在人生正午的我們，尚須努力前行”。
*文中圖片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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