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閆碩 北京報道
6月2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醫療保障法（草案）》（以下簡稱《醫療保障法》）提請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首次審議，依法健全全民基本醫保制度，有效保障參保人合法權益，打牢人民群眾病有所醫制度基礎。
《醫療保障法》共7章50條，系統規定醫療保障體系框架、加強醫療保障基金運行管理、優化醫療保障服務、強化監督管理。醫療保障法立法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增進民生福祉，同時盡力而為、量力而行，堅持醫療保障水平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堅持改革和法治相統一，將成熟定型的改革成果明確為法律制度，對還需進一步改革的事項作出原則規定，留出改革探索空間；做好法律制度之間的統籌銜接，著重規定醫療保障的體系框架和基本制度。
北京中醫藥大學衛生健康法治研究與創新轉化中心主任鄧勇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醫療保障法》是醫療保障領域的基本法、綜合法，統領醫保制度發展全局，構建多層次醫療保障體系，明確各保障制度之間的區分與銜接，以及各個職能部門之間的分工與協作。《醫療保障法》是鞏固改革成果、實現制度定型的必然路徑，也是回應民生關切、維護社會公平的重要舉措，對健全國家治理體系具有深遠意義。能有效保護參保人合法權益，打牢人民群眾病有所醫的制度基礎。
首都醫科大學國家醫保研究院原副研究員仲崇明向21世紀經濟報道指出，《醫療保障法》是一部實踐出來的法律，覆蓋過去、現在、未來。正是基于過去數年來在醫療保障領域一些行政法規、部門規章等的不斷出臺和梳理調整，《醫療保障法》在當下即能鮮明指導下位法律法規再發展，壓實高質量立法規劃。
醫療保障事關全民，是減輕群眾就醫負擔、增進民生福祉、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重大制度安排。然而，目前我國只有2010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對職工基本醫療保險進行規制，并不能涵蓋整個醫療保障體系。
“現有法律規范散見，導致相關各方權責界限模糊，醫保基金監管等工作缺乏上位法依據。同時，醫療保障實踐不斷發展，涉及多領域工作，需要專門立法維持穩定性和連續性，明確各方權利義務。此外，構建公平可持續的醫療保障體系也需要通過立法明確籌資責任等。”鄧勇指出，因此，急需一部具有綱領性地位的法律，推進醫療保障事業高質量發展。
早在2021年，醫療保障法便被納入全國人大常委會年度立法工作計劃，屬于“預備審議項目”。同年，國家醫保局便公布了《醫療保障法（征求意見稿）》，共8章70條，包括總則、籌資和待遇、基金管理、醫藥服務、公共管理服務、監督管理、法律責任等，明確醫療保障行政部門、醫療保障經辦機構、定點醫藥機構、參保人員等主體責任。
隨后，立法工作持續推進。2022年與2023年 ，醫療保障法均屬于全國人大常委會年度立法工作計劃中的“預備審議項目”。另外，2023年9月，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公布，醫療保障法被列為第二類項目，屬于“需要抓緊工作、條件成熟時提請審議的法律草案”。2024年，醫療保障法盡管并未出現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年度立法工作計劃，但國務院2024年度立法工作計劃中提出，預備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醫療保障法草案。
需要指出的是，《醫療保障法》在推進的過程中也存在一些難點。鄧勇表示，首先是協同難，高位階立法缺失，導致醫療保障工作協同困難，相關各方權責界限模糊，推進工作缺乏清晰的上位法依據，醫保基金監管等工作面臨行政法規威懾力不足等現實難題。
“其次是整合難，醫療保障制度構建和實施原則理念差異大，整合式立法難度高，如總則對分則指導意義不大，分則結構有拼湊痕跡，且要處理好與現行多部法規的區分與銜接。此外，規范難。現行醫療保障制度缺乏統一立法規范，存在地域性差異，在個人賬戶使用規則等方面缺少法定保障和約束，諸多工作亟須通過立法明確籌資責任等。”鄧勇說。
今年以來，《醫療保障法》立法進程顯著加快。4月27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原則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醫療保障法（草案）》，并決定將草案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6月24日，該草案提請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首次審議。草案共7章50條，系統規定醫療保障體系框架、加強醫療保障基金運行管理、優化醫療保障服務、強化監督管理。
時隔四年，《醫療保障法》再次進入新階段。對此，仲崇明表示，多年前，未經歷持續深化的醫保改革，許多工作基礎不如現在這么實在。如今，我們經歷了深化醫保改革，并且還在這條路上繼續，走到一定階段，因為實踐才會更加明確任務的可行必要性以及現實困難。社會關注程度也比四年前增加很多。
《醫療保障法》正式通過后，將成為我國醫療保障領域首部綜合性法律，與相關法律法規共同構成社會保障法律體系的重要支柱，具有重大意義。
“醫療保障領域比任何其他領域都值得擁有法律的保駕護航，《醫療保障法》直接鏈接到我們國家的憲法，為各項醫保事務改革背書。這部法律不僅記錄著醫保事業發展至今的成果，還不斷記錄著新成果，會不斷豐富。”仲崇明認為。
仲崇明進一步指出，對醫療保障領域的一些爭議，這部法律給出階段性的明確、厘清，立規矩。指明各細分領域、環節，以及當前繼續高質量發展的工作邊界、工作方向和工作目標。對醫療行業、醫藥產業等，給出一些明確性、指導性，對社會各方面、醫保部門、醫保服務單位等，體現嚴肅性，明確職責與擔當。此外，對參保者也明確權利以及義務。
在具體的定位上，《醫療保障法》與《社會保險法》等法律有關聯又有區別。鄧勇表示，《社會保險法》對基本醫療保險有原則性規范，但醫療保障法更全面系統。醫療保障法需與現行多部法規做好區分與銜接，避免重復和矛盾。
需要強調的是，與醫療保障領域內的行政法規、部門規章等相比，《醫療保障法》是上位法，是坐標系。
仲崇明認為，《醫療保障法》總體上體現通用性特征，一些法規、政策則直接體現專用性、具體的情況。理想情況是兩者互聯互通，都合情合法。《醫療保障法》對諸多相關法規、政策，既是限制，也是督導。它們之間既有溝通，也在協調。幾乎所有現行問題、矛盾、輿論意見，都會最終指向到《醫療保障法》，它也必須做承接。《醫療保障法》相比其下的法規、政策，客觀上調整最持重，卻也是最激烈。
“《醫療保障法》也支持由醫療保障領域外部意見來指導內部工作與改革，面對醫保部門、醫保服務單位、醫保參保者等，有一定的超然性。這部法律旨在持續推進解決醫療保障領域為主的現實問題。《醫療保障法》站得高，也必然看得遠。”仲崇明補充道。
毋庸置疑，《醫療保障法》的最終落地會對醫保部門、醫療行業、醫保參保者等帶來諸多影響。
首先，對于醫保部門、醫保服務單位而言，鄧勇認為，《醫療保障法》將明確相關部門在醫療保障中的職責，包括籌資、監管等，促使相關部門更好地履行職責，提高醫療保障治理水平。仲崇明指出，醫保部門、醫保服務單位將受到最高限制、約束，也被強調哪些是必需的原則、規則、任務目標。
其次，對醫療機構和醫藥機構而言，鄧勇認為，《醫療保障法》將規范其醫療服務行為和藥品、醫用耗材的采購、定價等行為，加強對其監管，促使其合理提供醫療服務，控制成本。仲崇明表示，醫療行業、醫藥產業、商保行業等學習參考并遵守《醫療保障法》，可以認清現在必須怎么做，將來必要做什么，明確戰略將駛向何處。
需要強調的是，《醫療保障法》在監管領域的執行力度將顯著增強，以此推動相關部門行為的規范化。以藥品集中采購為例，第11輪集采即將啟動，然而在此過程中，串標與惡性競標事件時有發生，如第七批次國家集中采購中鹽酸溴己新注射液串標案件，導致醫保基金損失高達數億元人民幣。
此外，有望改善處罰措施仍顯不足的現實問題。中國醫療保險官方微信平臺近期發文指出，例如，《招標投標法》雖然原則上禁止“串通投標”，但對于“圍標”“串標”的具體行為標準（如異常低價協同是否構成違法）并未做出明確界定，而行刑銜接方面也存在漏洞。在行政法層面，輕微違規行為（如非價格協商的技術方案協同）可能不會構成刑事犯罪。而《刑法》僅針對“商議中標價格”等關鍵行為進行追責。有理由相信，《醫療保障法》正式實施后，將對醫藥企業集采相關事項的監管做出明確而具體的規定。
《醫療保障法》的最終落地也會對參保人帶來影響。鄧勇指出，《醫療保障法》將切實保障參保人的合法權益，包括明確待遇保障、異地就醫等規則，使參保人在醫療保障中有更明確的法律依據，同時也規范參保人的行為，如防止騙保等。
“總體而言，《醫療保障法》涵蓋過去、現在與未來，傳承與創新皆是鮮明底色。它的存在，顯示必須落地的責任，以及合理想象的空間。”仲崇明補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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