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本報實習生 葛家諾 記者 倪思潔
“楊同學，經學業統計，你在2024—2025學年第一學期不合格必修課程學分累計大于10學分，根據《××大學本科生學籍管理實施細則》，你已達到學業預警條件。”
看到郵箱里的學業預警通知時，國內某高校高分子材料與工程專業大二學生小楊的第一反應是瞞著父母。但很快，她又收到了來自輔導員的微信消息，得知“學院將與家長電話聯系”。
一瞬間，小楊感覺天都要塌了。
當晚，她在小紅書上搜索“學業預警”，意外發現了一個特殊的“服務市場”。這里活躍著一群售賣“扮演家長”服務的賣家，專門扮演家長接聽學校電話，用成熟口吻應對輔導員的學業問詢，甚至能模仿不同地區方言，號稱“零破綻”。
預警后的“自救”與灰色產業鏈
在小紅書和知乎上，與“學業預警”相關話題的閱讀量超千萬。學生的擔憂主要集中在檔案記錄、就業影響與家庭陰影。“被學業預警了怎么辦”“學業預警會記檔案嗎”是排名靠前的熱門話題。
和小楊一樣，設法在社交媒體上“自救”的學生不在少數，而學生的這種“自救”需求也讓某些灰色產業嗅到了商機。
在社交媒體平臺，“學業預警代打電話”已有相當的規模。賣家提供“扮演家長”服務，根據掛科數量，線上通話價格從70元到150元不等，線下到校面談則漲至1200元左右。更隱蔽的方式還涉及“代考黑科技”：內嵌式骨傳導耳機搭配微型攝像頭，報價800元；真人代考則高達每門3700元，“賣家”聲稱“全程無憂”。
在一個百余人的交易群里，群主“演員阿姨”反復強調“我們深耕代打4年，專業能力強且經驗豐富，全程保密，先干活再收費”，還在朋友圈曬出多張“成功案例”的截圖。
《中國科學報》記者以被預警學生的身份與“演員阿姨”聯系。“演員阿姨”告訴記者，學業預警電話的收費與預警等級相關，掛科數量越多，收費越高，掛科兩門收費75元，五門收費125元，并發來演員的語音錄音，稱“這個阿姨專門接掛科預警，一天七八單，從來沒出過錯”。
想到父母失望的眼神，反復思量后小楊最終購買了代打電話服務。“演員阿姨”隨即發來一個表格，要求她填寫姓名、性別、年級、就讀城市、學校名字、住校還是住家、家住哪個城市、扮演身份等信息，并表示“掛科會聊很多，你能詳細就詳細，剩下的演員隨機應變”。
約定的電話時間過后，小楊在忐忑不安中收到“搞定了”的信息，并看到“演員阿姨”發來的電話截屏與錄音，心中懸著的石頭終于落地。“演員阿姨”還向她宣傳：“我們有固定電話號碼和固定演員，還可以提供長期的扮演家長服務。”
小楊暗下決心，這一定是最后一次“光顧”。
這些灰色產業的興起，折射出學業預警制度下的學生困境——面對預警通知，學生第一反應不是尋求幫助，而是“如何逃避”。
除了花錢買灰色服務外，面對學業預警和可能的退學風險，學生們還找到了一些更“正規”的規避辦法。“一種是休學，另一種是入伍。”陜西某高校學生凌冶（化名）在接受采訪時提到。
凌冶認識兩名分別休學和入伍的同學。“他們都是大一下學期、大二上學期連續收到學業預警，按照規定應當勸退。學院讓他們分別休學一年、入伍兩年，最后他們回到學校后重新讀了一遍大二。”
學業預警為何讓學生生畏
從國際比較看，中國學業預警制度借鑒了美國“學術留校察看”。2006年，江西理工大學率先將其引入國內。2019年，教育部明確要求各高校建立“預警、淘汰機制”。此后，我國本科院校基本都設立了學業預警體系。
不過，我國學業預警制度與美國“學術留校察看”制度的邏輯并不相同。
美國國家學生信息交流中心（NSCRC）的數據顯示，該國2017年秋季入學的學生，6年后的總體畢業率為 62.2%。而根據我國教育部《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統計，2023 年國內高校普通本科畢業率約為 95%~96%。
記者查閱各高校的相關預警政策時發現，相較于學術留校察看制度的“嚴出”，我國學業預警更強調“兜底保護”而非“淘汰篩選”。
美國高校學生的平均學分績點（GPA）首次小于2.0時即獲警告，二次不達標則留校察看或停學。以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為例，本科生的GPA低于2.0將收到學術警告，若下學期GPA仍未達到2.0，學校會讓當事人停學一年。停學回校后，如果學生的成績仍無法達標，學校可能作出開除決定。同時，學生可以對學校的決定提起申訴，爭取重新獲得機會。
國內高校預警標準包括不及格門數、績點、曠課時長等，且普遍設置多次補考、留級、試讀機會，真正因預警退學的學生數量占比極少。各校預警政策差異顯著。例如，華南理工大學規定不及格學分累計超15分觸發預警，超25分則降級試讀；武漢大學將學業預警劃分為三個等級，并針對每個等級制定專門的應對辦法；中國礦業大學的退學預警門檻為累計未獲30個學分，同時配套“一對一輔導”和“朋輩幫扶”。
有研究顯示，學業預警對于督促學生學習有正面作用。在一項2024年針對安徽省內4所醫學院校870名在校生的調查中，83.79%的受調查學生認為學業預警能提高學習自主性，89.77%的學生認為學業預警對自己的學習有督促作用。
“至少告訴我大學不能混過去，畢業證書還是挺有含金量的。”凌冶告訴《中國科學報》。
既然國內高校的學業預警比美國學術留校察看制度更為寬松，也更積極，為何該政策會讓如此多的學生望而生畏？
部分高校規定“掛科0.5學分即預警”，被學生吐槽“過于嚴苛”。這意味著學生只要有任意一門課不及格，就會收到預警通知，并伴隨告知家長等后果。
此外，學業預警政策也會出現通知不到位或政策不清晰等問題，這同樣會讓學生生畏。
2024年的那項調查顯示，僅8.62%的學生“完全了解”學業預警政策，而“完全不知道”的學生占比為16.67%。由于很多學生直到收到預警通知時才得知存在這一制度，使得他們中80.8%的人會選擇上網求助，僅43.45%的學生會請教老師，與家長溝通的學生只有18.28%。
此外，多數高校未明確說明學業預警是否記入檔案，但部分省份的定向選調和部分單位要求無掛科經歷。例如，北京市、河南省定向選調報名明確要求最高學歷期間必修課程無重修或補考。
“不是想懲罰學生”
采訪中記者發現，面對學業預警制度，國內某些高校更傾向于“只做不說”或是“多做少說”，在風險防控與制度創新之間謹慎尋找著平衡。
記者曾聯系多所高校，希望了解它們在學業預警制度落實過程中的經驗和體會，但其中大多數都以話題“敏感”為由，不愿正面回應。
中國礦業大學教學管理部門的工作人員胡乾坤告訴《中國科學報》，不少高校之所以對相關政策的宣傳持謹慎態度，是因為一方面現在心理敏感的學生多，另一方面家長和社會的關注度高，而社會上過高的關注度會影響政策的執行。
近年來，伴隨著國內高等教育規模的快速擴大，大學生的學風問題逐漸凸顯，學生課堂遲到、刷手機等現象日益普遍，部分新生也存在學業適應困難。與此同時，家長對教育的關注度持續攀升。“過去，家長送孩子入學后便放手，如今卻頻繁咨詢學業問題、學生管理問題等。”胡乾坤說，這種“期待升高”與“學風下滑”之間的矛盾是學校必須謹慎處理學業預警的根本原因。
中國礦業大學從2020年開始實行學業預警制度。學生收到學業預警的原因多種多樣，包括不適應中學到大學的身份轉變、不適應教學方式、從走讀到集體生活的融入困難，以及受網絡游戲和多元化信息誘惑而無心學習等。
“之所以有學業預警，我們不是想懲罰學生，而是希望通過早期發現和及時幫扶，像園丁扶正小樹苗一樣，幫助學生調整方向，引導學生回歸學業正軌，防患于未然。”中國礦業大學教務部副部長付豪說。
從目前看，中國礦業大學的學業預警制度很有成效。5年來，該校的學生退學率降低了30%以上，學風得到明顯改善。
在該校，學生因為學業預警而得到更好成長機會的事例并不在少數。2018級本科生小宋便是這一機制下“逆風翻盤”的鮮活縮影。
進入大學后，小宋因高中數學、物理基礎薄弱，在“高等數學A（4）”“工程力學C”等核心課程中屢屢受挫，累計掛科20.5分。收到學業預警后，他一度陷入自我懷疑，甚至逃避課堂，整日躲在宿舍打游戲。“我以為自己沒希望了，降級似乎是唯一出路。”他回憶道。
2020年，小宋所在學院得知其困境后，黨支部迅速成立幫扶小組，為他量身定制“三步走”計劃：第一步，解開心結——心理疏導鼓勵他直面學業問題；第二步，貼身陪跑——黨員義工為其每周輔導并定期答疑；第三步，靶向破題——由成績優異的學生黨員開展“學霸小講堂”攻克難點。
在多方聯動幫扶下，小宋通過不懈努力，不僅順利通過多門補考，更在“高等數學A（4）”的課程考試中獲得滿分成績。2022年畢業季，他帶著四門核心課90+的成績單入職上海一家公司。
在學業預警政策的落實過程中，學校除了要創新制度、防控風險外，還需要面對另一個難題——如何以有限的師資力量提升幫扶效果。
中國礦業大學針對本科生的學業發展問題，構建了“數據驅動、多維協同”的學業預警與幫扶體系。該體系依托全過程信息采集系統，整合招生數據、學習表現、心理健康等多元指標，動態評估學生學業風險，劃分“潛伏期-發展期-爆發期”三級預警，聯動校院兩級導師、輔導員、家長及朋輩群體，建立“導師制-輔導員-朋輩幫扶”三維協同機制，為學困生制定包括學業規劃指導、心理疏導、家校共育等在內的個性化方案，并建立閉環跟蹤評價系統，最終形成“事前預防、事中干預、事后追蹤”的全鏈條管理模式。
“學校始終堅持以學生成長為中心的教育教學理念，不斷完善人才培養機制，讓人才培養的各個環節更加有效銜接，通過精準預測和積極幫扶，讓收到學業預警的學生越來越少。”付豪說。
為了讓更多的“小樹苗”向上生長，很多學校開始嘗試新辦法。比如，華南理工大學引入“朋輩導師”一對一幫扶機制，聯動家校定期分析學業問題；武漢大學按預警等級制訂學業提升計劃，組建學生互助小組共享學習經驗；北京工業大學成立學生志愿服務團隊，聯動志愿教師開展一對一幫扶；南京大學融合心理輔導與朋輩幫扶，針對高掛科課程增設滾動班及課外輔導班……
讓好政策名正言順
學生的擔憂焦慮和學校的保守謹慎，在一定程度上讓灰色產業鏈有機可乘。那么，我國高校的學業預警制度怎樣才能“名正言順”，讓其正面效果得以保持？
對此，北京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黨委書記安哲鋒認為，高校要設法弱化“預警”的負面標簽，強化“幫扶”的溫暖底色。
安哲鋒曾從事學生工作十余年。他發現，學業困難學生的困境往往呈現多維度交織特征——學業問題與心理狀態深度關聯，部分學生因焦慮情緒、親子關系緊張或自我管理能力薄弱陷入惡性循環；行為習慣偏差顯著，如頻繁逃課、沉迷手機游戲或學習動力不足，導致課堂參與度持續走低。此外，理工科學生在面對高難度課程時，更容易產生畏難心理，若不及時干預可能引發連鎖性學業滯后。
安哲鋒建議學生以主動的態度應對學業預警。學生日常需注重學業規劃，避免臨時突擊，尤其要警惕逃課、拖延等不良習慣；一旦發現課程跟不上或心理壓力過大，應及時向輔導員、班主任或學校心理中心求助，切勿因“面子”回避問題。
他告訴《中國科學報》，許多高校已在弱化“預警”表述，轉而以“學業幫扶”“學業促進”等積極措辭構建支持體系，避免給學生帶來心理負擔。這種“重幫扶、輕預警”的模式既維護了學生尊嚴，也讓干預措施更易被接受。
“就像心理問題，我們不會對學生說‘心理預警’，而是多鼓勵學生參加‘心理輔導或咨詢’。學業問題同樣如此，我們不要大張旗鼓宣傳‘學業預警’，而應強調‘學業幫扶’，為學生提供輔導與支撐。”他說。
實踐中，“朋輩輔導”被證明是提升學業更為有效的舉措。安哲鋒分享了一則他的發現，學校聘請數學、物理等科目滿分的學生擔任“學業伙伴”能顯著提升幫扶成效。“同齡人之間更容易建立信任，溝通障礙更少。”
針對不同專業之間難度存在差異，他提出“以最難專業為基準”的解決思路。“在工科院校，如果機械、電子等‘硬核’專業學生能達到要求，文科生通常更易適應。”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國內學業預警機制從國外經驗中汲取了很多養分，但在實踐中，國內高校的相關工作始終帶有自身鮮明的特色，比如“全程負責”。
“歐美高校將學業視為個人選擇，我國則將教育提升至‘立德樹人’的高度。從輔導員定期了解學生學業，到家校聯動機制，再到對困難學生的經濟幫扶，高校承擔的是‘托底’責任。”安哲鋒說，國內獨有的輔導員制度正是這種責任的縮影。
面向未來，安哲鋒呼吁高校在學業支持體系中“多走一步”。
“一方面，要更加重視學業困難群體的動態追蹤，依托最新技術賦能精準預警——通過大數據與人工智能實時捕捉學生課堂表現、作業完成度等異常，將干預節點從‘掛科后’前置到‘問題萌芽時’。”他說，以預警標準為例，各校可根據自身特點靈活制定，但核心目標卻應一致——提前發現問題，為學生留足改進空間。
另一方面，也要強化機制保障，推動學業輔導從零散舉措升級為系統工程。比如，設立獨立機構統籌資源、明確責任分工，而非依賴行政人員兼職，確保幫扶措施“不漏一人”。
安哲鋒強調，隨著網絡依賴、手機成癮、碎片化學習等新型學業挑戰的出現，高校必須與時俱進。“學業困難的原因日益復雜，唯有與時俱進，才能真正‘對癥下藥’。”
“技術可以迭代，機制可以優化，但核心始終是以學生為本——不僅要有預警的敏銳，更要有托底的溫度。”安哲鋒說。
《中國科學報》(2025-05-13 第4版 高教聚焦)本文鏈接：http://www.020gz.com.cn/news-8-4166-0.html學業預警：好政策為何不能“名正言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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