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你經常在一些植物新種發表的新聞下，看到這樣的評論：“有什么稀奇的，我家屋后都是”“植物學家大驚小怪”“這有什么用”......近日，一則關于“西南大學教授發現異鱗石山棕”的視頻報道,也引來了諸如此類的質疑，甚至摻雜著對研究人員科學素養的嘲諷。
“外行人看熱鬧，內行人看門道”。一些網友眼中“相似”或“一樣”的植物，從植物分類專業角度來講，其實“大有不同”。況且植物新種的認定和發表，需經過嚴謹的科學考察和反復論證，并非隨意而為。
而當網友調侃“這有什么稀奇”時，他們不知道其蘊含的獨特基因庫里，可能藏著解決人類重大問題的鑰匙；當人們嘲笑植物學家“大驚小怪”時，他們不懂生物多樣性監測對生態安全的意義。
科學教育不應止于知識傳授，更要培養對專業主義的敬畏之心。
科學研究不允許半點取巧
異鱗石山棕生境。受訪者供圖
2017年，西南大學教授李先源在武陵山大裂谷考察時，注意到了類似石山棕屬植物。“該屬植物多分布于熱帶及南亞熱帶，怎會出現在北亞熱帶崖壁上？”
此后一年，李先源頻繁赴當地觀測，以便采集該植物的花和果實。后又赴該屬主要分布區的廣西采集標本比對，研究發現武陵山樣本在葉鞘纖維及葉背鱗片的形態上存在顯著獨特性。
沿烏江流域補充調查時，團隊又發現了該植物的多個居群。經形態學與分子證據反復驗證，李先源團隊于2019年將這一新種命名為“異鱗石山棕”并正式發表。
面對網絡上掀起的這“無妄之災”，從事植物分類學研究近40年的李先源雖感無奈，但也表示“看得開”。
他強調，新種認定都得經過長期野外追蹤與多維度科學驗證。“科學研究怎能允許半點取巧。”
爬上崖壁采集標本的李先源，身影快隱匿于樹叢之中。受訪者供圖
中國科學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胡君對此也深有體會。他從事植被與植物多樣性考察已有十余年，近日發表了一個歷經三年才認定的新種“成都衛矛”。
最開始他的團隊在成都龍泉山拍攝到這株衛矛科植物后，先將其定位到了衛矛科內相似種冬青溝瓣和刺葉溝瓣。前者僅存3份110年前英國植物學家威爾遜采集的果期標本，而后者標本較少，花的描述不完整，且缺少影像資料。
于是，胡君便將信息分享給團隊成員，并提醒大家在野外考察時多注意。沒過多久，團隊采集到與文獻描述高度吻合的刺葉溝瓣及冬青溝瓣標本，經形態學比對和分子測序分析后，胡君確定龍泉山采集的衛矛科植物與已知的兩種近似種不同。
所以在2022-2024年之間，他又多次前往龍泉山，在不同時期對疑似新種進行形態觀測和記錄。經過進一步形態特征比對后，才確認其為衛矛科植物新種。
科學研究有“偶然”，有的新種，就是研究者在考察中“偶遇”后才開始關注的。但“偶然”中有“必然”。長期反復仔細的考證，就是研究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必然”。
然而在短視頻時代下，碎片化敘事將跨越數年的標本比對、分子測序和形態學論證，壓縮成30秒“偶遇得真理”的流量爆款，容易給人造成“得來全不費工夫”的錯覺，忽視了科研背后不為人知的跋涉。
“看到”和“發現”是兩碼事
在成都衛矛的認定過程中，聽說某地發現了相似種刺葉溝瓣后，胡君就去到相應點位，多次蹲守花期和果期，以期獲取該物種完整的形態特征。因為植物的花、果實和種子結構（繁殖器官）在進化中相對保守，變異較小，特異性強，是區分物種的核心依據。
他表示，同一科甚至同一屬的植物畢竟是“親戚”，只是大體看起來像。“花瓣數量、果實紋理、葉片的厚度和葉脈走向......都是不可忽視的細節。”
但公眾對植物的分類常被簡化為通過花瓣數量、葉形區分物種，對背后復雜的形態學分析體系缺乏認識。同時對植物分類學的理解，也多停留在標本采集和制作階段，未觸及其核心邏輯。
更有甚者對自己未知的領域少了敬畏之心，所以出言便是“我家屋后都是”“沒啥稀奇的，有什么用”。
“首先暫不說這位網友家屋后長的是不是報道所提的新種，我們從專業角度來講，‘看到’和‘發現’本就是兩碼事。”胡君解釋，很多植物在正式被認定前，很可能早就被當地人熟知，根據形態取了名字，甚至還被當柴燒或者入藥。
但科學研究所講的“發現”，始終遵循著一定的邏輯和流程，以及嚴謹審慎的原則。
胡君提到，以前關于植物“活化石”水杉發現者的認定，就引起過業內的激烈討論。“這件事雖然是關于‘發現者’的爭議，但也透露出一個共識：新物種的‘發現’，是得采集了標本，又加以研究確定為新東西，并正式發表了才算數。”
更為重要的是，普通人的“看到”只是熟悉，或者欣賞。但植物學家的“發現”，是一項必要且基本的科研步驟，目的是不斷認識我們所處環境的生物多樣性，了解生態系統的構成和功能，更好地保護和管理自然資源。
一些未知全貌拋出“無用論”的網民，在興致盎然地打開手機，利用拍圖識植物的軟件時，恐怕也不會想到，這快捷工具依賴的就是數百年來植物分類學家“發現”的成果。
胡君和團隊在野外。受訪者供圖
“冷門”背后的積累和堅持
和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高估值”領域比起來，植物分類學的確顯得“冷門”、“無用”。前者常帶能來立竿見影的成果，讓人能直觀感受到生活的變化，而后者少有直接商業轉化路徑。
況且媒體更傾向于報道“能解決現實問題”，更吸引眼球的應用成果，而對基礎科學進展和深遠意義常常簡化或弱化。
這種功利主義的價值取向，使得公眾對植物分類學這類需要長期積累的學科陷入認知誤區。成長于即時反饋的互聯網環境的網民，也難以理解分類學家數年追蹤一個物種的執著，也總是忽略沒有根系的深扎，怎有果實的豐碩這一道理。
胡君說，植物調查和分類的工作，考驗著從業人員的體力和耐力，以及悟性。
“我們既要走進深山峽谷高原，去到植物生長的第一線，也要甘于寂寞和枯燥，在大量的文獻資料里反復斟酌。”胡君認為，這項工作需要傾注熱愛才能堅持，因為做分類研究會面臨著申請不到好項目，遲遲發不了文章的困境。
這個過程中，相關學者的自我積累也很重要。除了植物學基本知識，他們還得建立起地理學、生態學和分子生物學復雜的知識體系。語言方面，不僅要識得英文，還得學點拉丁語，因為植物的學名必須用拉丁文進行書寫。
“甚至要了解科考所在地的民俗，以便和當地老百姓打交道。”胡君表示，去到野外，科考團隊的力量畢竟有限，有時候就得“走群眾路線”。讓熟悉周圍環境的農戶、牧民、護林員等帶路，說不定就能獲取不少有效的線索。
“所以我們再回過頭看看一些吃瓜群眾的言論，會發現不是完全無道理。”胡君說要“正確看待”這些信息。
就像成都衛矛，其分布的海拔高度只有八百米左右，附近農戶上下山途中估計都見到過。網友說他家屋后有成都衛矛，說不定還真有。
也許，科研人員可以主動回應：“你說你家后院到處都是，那我們就去看看，到底是不是。”
胡君在野外考察。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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