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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沈春蕾
如何有效跨越“死亡谷”，是科技成果轉化的一個“老生常談”又“歷久彌新”的話題。當前，我國提出科技自立自強、產業鏈自主可控，這對高校成果轉化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今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再次強調，提高高校科技成果轉化效能。
近日，在中關村科技成果轉化50人論壇上，與會的相關部門負責人、專家學者圍繞科技成果轉化領域的熱點和關鍵問題展開了深入研討和交流，并結合各自的工作經歷，分享并總結了科技成果轉化工作的相關做法和經驗。
科技成果轉化的起點
2024年，首個全國高校區域技術轉移轉化中心在江蘇落地，標志著教育部正式啟動構建以區域為中心、高校大學科技園為節點的新時期高校科技成果轉化體系。
談及高校如何源源不斷產出高價值和可轉化的科技成果，北京市教委副主任張耀天表示，科技成果轉化的起點首先要有高價值、可轉化的成果，沒有高價值的成果，轉化工作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今年3月，北京市發布《首都高校發揮基礎研究主力軍作用若干措施》。張耀天認為，這份文件的出臺將通過有組織地強化基礎研究，加快解決科技成果轉化源頭的成果供給問題。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中關村智友人工智能與機器人研究院院長王田苗看來，推動科技成果轉化的關鍵要素是生態、人才和需求。他解釋說，在生態層面，需要從基礎研究入手，通過產業鏈和資金鏈為創新鏈和人才鏈提供有力支持；在人才層面，通過科技成果轉化實踐可以高效地發現、培養和發揮人才作用；在需求層面，個體自身發展的需要，企業降本增效、產業轉型、提升市場競爭力等方面的需求，都會給科技成果轉化帶來新課題。
圍繞如何衡量一座城市、一所高校的科技成果轉化率，業內人士曾展開過多次探討，但一直沒有特別權威的結論。“我們把在產學研合作過程中校企雙方聯合申請的專利納入了已轉化科技成果的范疇。”張耀天介紹了北京的做法，“按照此方法，我們初步計算出北京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率約為28%。”
“雖然這與歐美發達國家40%～50%的平均轉化率還有相當大的差距，但我們內部也需要思考，是不是將成果轉化率的分母做得過大了，以及高校的學術價值和社會的經濟價值之間是否存在矛盾，從而影響了科技成果轉化率的計算。”張耀天說。
張耀天透露，北京正在爭取建設全國高校區域技術轉移轉化中心，圍繞一些特定的研究方向建立了一系列新型評價機制，希望進一步推動高校科技成果轉化。
3個“90%多”的問題
當前，以人工智能、機器人、量子科技、生物科技為主導的科技創新，正在改變全球產業結構、生活方式。在這樣的背景下，科技成果轉化被擺在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也面臨著更嚴峻的挑戰。比如，如何解決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的“死亡谷”問題。
王田苗分析發現，市場在動態變化，創新團隊也在變化，甚至技術生態也在持續演進。統計顯示，大部分科技成果在轉化中過早夭折的主要原因是，市場需求不明確、現金流斷裂、創業團隊分裂。
王田苗認為，在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尚須進一步完善相應政策，明確階段性轉化主體，并積極探索多元的轉化路徑。此外，還要充分理解兩個核心要點：一是從國家戰略層面推動科技成果轉化的迫切需求，二是必須回歸市場牽引的商業本質。只有形成良性循環，才能找到有效的科技成果轉化方法，早日跨越“死亡谷”。
以機器人領域為例。王田苗介紹，在中國，92%的機器人專利申請主體是大學，企業僅占4%，這與其他國家主要以企業為專利申請主體形成了鮮明對比。“我國當下專利分布與產品創新的主體分離問題依然嚴峻。”
王田苗舉了3個“90%多”的問題例子。一是90%多的專利可能并沒有實際應用價值，往往是為了滿足考核需求而申請的；二是在工科高校選聘的教師人才中，90%多的教師缺乏企業工作經驗；三是90%多的高校師生并不知道如何創業，也不清楚自身的創業目的。
長三角國家技術創新中心主任劉慶結合自己過往工作經歷發現，我國的博士生畢業后先去企業工作再去高校當老師的不到5%。“高校老師如果不知道企業在干什么，估計也就不清楚科技成果該如何轉化，更不能教會學生如何到企業一線工作。”
墨子曾說：“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劉慶對此的理解是，知識分子雖然有學問，但親身實踐才是根本，也就是現在常講的學以致用、知行合一。
劉慶希望高校能夠培養學生發現問題、定義問題的能力。他提出了3點建議：一是以技術企業的需求作為課題，由企業和高校聯合培養研究生，采取雙導師制；二是高校本科生每學年實行三學期制，其中包括4個月工作和4個月學習，從低年級開始解決部分學生上大學后沒有目標、沒有理想的問題；三是高校可以采取項目制教學，學生可以在老師帶領下參與完成一個項目，在此過程中既可以掌握書本知識，也能學會企業生產技能。
從“一本匯編”到“一雙慧眼”
“20世紀90年代，清華大學每年年底都會印發一本科技成果匯編。我們拿著這樣‘一本匯編’行走大江南北，四處分發，廣受歡迎。”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技術創新中心副主任、清華大學珠三角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德保回憶起自己開始做成果轉化時的經歷。
2000年后，互聯網快速發展，早期信息傳播工作很快就被互聯網取代。“形勢逼人，我們這些做科技成果轉化工作的人的角色也發生了轉變，從一個設計師轉變為一個投資者。”王德保說。
之前為什么是設計師？王德保解釋道：“因為除了信息的簡要介紹，我們還要完成可行性報告的撰寫，同時做好創業項目全生命周期的成長規劃。而轉變為投資者后，主要任務則是做好產業化落地、科創企業的培育孵化，還有一個基礎性的重要工作是進行創新體系的建設。”
隨著一些獨立法人的實體機構開始市場化運作，創新要素也開始聚集，但這時王德保發現了一個關鍵的稀缺要素——資金。“項目要發展壯大必須有資金投入，此時我們手上拿的已從‘一本匯編’轉變為‘一張支票’。”王德保說，“當我們有‘一張支票’的時候，才可能聚天下英才為我們所用。”
這對從事成果轉化的工作人員提出了專業化要求，也對成果轉化機構提出了獨立實體、自主決策、自主聚集資源的要求。王德保表示，一直以來，成果轉化機構大多附屬各個高校、科研院所，實際上是缺乏獨立性和自主性的，所以才出現了新型研發機構。
他認為，新型研發機構的主責主業就是做好科技成果轉化，為成果產業化架起一座橋梁。當然這座橋梁說起來容易，搭建起來還是比較有挑戰的。“因為當你手里沒‘牌’，只是聚集別人的各種創新要素的時候，橋是搭建不起來的。”
“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設計好橋梁，以投資人的方式支持研發、聚集人才，投資后還能賦能企業。這樣就能將一個科技項目落地為一家創業企業，然后孵化成長為一家成功的公司。”王德保說。
在王德保看來，成果轉化真正的困境是資本不往前端走，產業也不往前端走，科研不往后端走，中間地方就空出來形成了谷底，所以才有了跨越“死亡谷”的說法。這也是從事轉化的工作人員和機構應該重點發力的地方。
“我們現在做成果轉化，真正發力的點就是將一系列技術組合并集成為產品，作為企業主營業務，以投資方式成立創業公司。”王德保說，公司成立后，我們還要幫助其跨越“死亡谷”。“而真正的牽引還是投資。有投資才能夠聚人，有投資才能夠支持技術產品持續迭代，有投資才可以讓企業度過資本的寒冬。”
“當下，從事成果轉化工作者的角色又一次發生轉變，即成為一名組織者。”王德保表示，“現在，我們的主要任務一是向前要有前瞻性的眼光，找準技術突破方向，全力組織高校相關人員開展技術攻關；二是向后要看到產業落地，組織好成果轉化工作。”
“現階段，成果轉化從業人員的關鍵能力就是洞察力和鑒別力，關鍵抓手也從手拿‘一張支票’提升到擁有‘一雙慧眼’，能夠穿越時代的迷霧，發現市場真正需要且有價值的東西。”王德保說。
《中國科學報》(2025-04-21 第4版 轉移轉化)本文鏈接：http://www.020gz.com.cn/news-8-3701-0.html中國高校成果轉化率，怎么提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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