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干峙（1930—2014）
江蘇蘇州人。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第一部城市規劃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規劃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歷任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院長、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副部長、建設部副部長、國際建筑師協會理事等。
周干峙長期從事城市規劃設計和政策制定工作，曾負責編管理新聞制西安市的總體規劃，天津市、唐山市地震后的恢復重建規劃，深圳市的總體規劃，以及其他一批城市的規劃設計指導。其研究成果為國家層面關于城市規劃的科學決策提供了關鍵性的參考，對國家工程科技智庫的構建以及中國工程科技領域的進步產生了深遠影響。
周干峙（右一）等研究深圳機場模型。
1990年12月，中國城市規劃學會成立大會的留影。前排左起：鄭孝燮、任震英、吳良鏞，后排周干峙。
2008年，周干峙(右三)等赴汶川地震災區。
周干峙擔任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副部長。
“一個人活幾十年，只要他不是吃飽飯瞎混，總是會做些事情的。”周干峙說。對于外界給予的頭銜和美譽，他并不太在意，周干峙認為他只是行業里的一個代表，其他人也做了不少事情。他認為：“建設、規劃行業里，小到設計一條街道，大到規劃一座城市，都必須有創造性，同時還必須有國家的、歷史的、群眾的、大行業的觀點，這不是個人力量能夠做到的，必須依靠團隊的力量。”
周干峙的一生，是奉獻于新中國城市規劃和建設事業的一生。伴隨著中國城市規劃事業的發展，他數十年如一日堅守在工作崗位，親自領導并編制了多個重要城市的總體規劃和重建規劃，不僅描繪出城市現代化進程的藍圖，更在規劃理念上進行了大膽創新，提出了“滾動、靈活、深細、誘導”的先進理念，對城市規劃行業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周干峙見證了中國城市建設和規劃在不同時期的發展和演變，為中國城鄉規劃事業作出了不朽的貢獻。
1初入城市規劃，迎來發展“春天”
周干峙從清華大學建筑系畢業后，開啟了近60年的城市建設和規劃之旅。上世紀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他全身心投入城市規劃項目，破解了一系列城市建設難題，為國家城市規劃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隨后，他在國家城市建設總局、天津市規劃局和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的工作經歷，使他在研究和管理上積累了豐富經驗。上世紀80年代，他作為建設部副部長推動了相關政策的制定，為城市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上世紀90年代退休后，周干峙繼續作為特邀顧問專注于城市化研究，尤其是在大城市交通和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方面，持續為中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貢獻智慧。
周干峙于1951年12月參加工作，曾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三校的建校委員會工地主任。那時，北京正掀起文教區建設的浪潮，周干峙與同事們投身其中，負責清華大學的階梯教室與宿舍樓建設，至今這些建筑依舊服務于師生。
在周干峙的記憶中，新中國城市規劃和建設的“第一個春天”始于“一五”計劃（第一個五年計劃）。這一時期，國家的主要建設方向與“一五”計劃緊密相連，特別聚焦于蘇聯援助的156個關鍵工業項目，即“156工程”。通過這些項目，新中國城市建設得以與工業化發展同步推進，為國家現代化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
在“156工程”推進期間，我國選擇了西安、洛陽等8個城市作為重點規劃對象。周干峙的第一個目的地是包頭，他肩負起了包頭鋼鐵廠的規劃重任。當他初次踏足這片土地時，眼前的景象令他震撼：包頭城市規模極小，四周被荒灘環繞，一片荒蕪之景，人跡罕至。他們一行人騎馬前往昆河——現今包鋼廠所在地。隨后，周干峙的足跡又延伸至蘭州、銀川等地。然而，這些地方的基礎設施極其落后，連基本的公路都不完整。在前往的途中，甚至需要軍隊的協助，乘坐軍用吉普車才能順利前行。
在開展“156工程”的過程中，西安地區的規劃獲得了蘇聯專家的特別支持。據檔案記載，1953年11月4日，蘇聯專家巴拉金和波波夫蒞臨西安指導規劃，當時年僅23歲的周干峙，雖初涉規劃領域，卻憑借嚴謹負責的工作態度和扎實的設計繪圖技能，迅速嶄露頭角，成為西安市規劃編制的主要技術負責人。1953年3月至1955年6月，周干峙參與了重點項目廠址選擇與西安總體規劃及東西郊詳細規劃編制工作。
周干峙回憶道：“當時我們請蘇聯專家幫忙，蘇聯專家明確提出，要找懂行的人來。那時候能看圖、畫圖的人不多，我在學校業務基礎比較好，不用尺子就可以描地圖、畫建筑圖，這就是我們的基本功。因為跟業主談判時，需要當場很快勾出來（圖像），不能老用尺子。所以，蘇聯專家選中了我們，當然我們也就有機會向他們學到很多經驗。”
對于當時的周干峙而言，參與工程規劃是一次難得的機遇。周干峙表示：“作為年輕的技術人員，我有幸參與其中，與蘇聯專家一起前往包頭、西安、蘭州、銀川等地，參與選址和規劃工作。通過我們的努力，這些地區發生了巨大變化。在貧窮和資源匱乏的情況下，我們開始思考并解決實際問題，這是我國城市規劃和建設領域的重要一步。”
西安的規劃很成功，后來被當作經驗宣傳。在這期間，周干峙與建筑大家吳良鏞、莫宗江共同奮斗，互相啟發和影響。對于周干峙來說，這段經歷是一次寶貴的機遇，由此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使他終生難忘。
尤其是參與指導工作的蘇聯專家中，有城市規劃專家穆欣等國際知名學者，他們的要求十分嚴格。穆欣曾多次強調：“搞規劃，每公頃土地要去20次。”對此，周干峙一直銘記于心。周干峙說：“參與工程規劃讓我有幸接觸到了高水平的專家和先進的規劃理念。作為城市規劃者，我深深感受到搞規劃不能局限于辦公室，必須深入實地調查、因地制宜，才能編制科學合理的規劃。這些寶貴經驗伴隨了我一生，成為我工作中的寶貴財富。”
周干峙一直有一個理念——中國城市規劃的建設必須結合中國國情，不照搬蘇聯做法，從自身出發，結合土地資源和國情等實際情況，探索有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一五”計劃和“156工程”的成功實施，為中國城市建設打下了堅實基礎，這是中國城市規劃探索有中國特色道路的開始，也是中國城市規劃迎來的第一個春天。
2災后新生，在廢墟上重建
1976年7月28日，河北唐山發生了歷史上罕見的大地震，這場災難造成了極其慘重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成為中國現代史上的重大災難之一。地震波及天津、北京，涉及14個省區市，引發了海嘯、地面液化等次生災害，震后救災及重建工作刻不容緩。
為確保唐山災后重建規劃工作順利進行，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精心組織了上海、東北及河北三地的規劃技術力量進行支援。
震后第二天，周干峙和城市規劃專家曹洪濤便迅速帶領團隊前往唐山，進行災后重建規劃。面對接二連三的余震和城市滿目瘡痍的慘狀，他們毫不畏懼，在帳篷中爭分奪秒地制定救災規劃。追憶那段艱苦的時光，周干峙感慨道：“由于震后忙亂，規劃資料找不齊。所幸最后找到一張差點要扔掉的很皺的圖紙，反復平整后派上用場，這才解了燃眉之急。”
唐山是大地震的中心地區，因此震后前期重建工作的重點放在了唐山上。周干峙建議選定豐潤縣為唐山新市區，以疏散震區人口。他們用半年時間詳細規劃，后報國務院并得到批準。后來，唐山舉辦了地震十周年經驗交流會暨全國抗震工作會議，旨在反思唐山地震教訓，總結十年抗震經驗，并規劃未來的防災工作。周干峙在會上發表報告，剖析了地震災害成因，總結了抗震經驗，明確了未來任務，并呼吁大家共同努力戰勝災害。
唐山震后重建規劃工作對“文革”后城市規劃工作的有序恢復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1978年3月，國務院在北京召開第三次全國城市工作會議，制定了關于加強城市建設工作的意見。1979年4月，國家城市建設總局成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所，賀雨、周干峙和安永瑜為規劃所負責人。
唐山震后重建規劃剛剛告一段落，周干峙便馬不停蹄地趕往天津，支援天津震后重建規劃工作。1980年至1981年期間，周干峙擔任國務院支援天津工作組組長，并于1980年至1982年擔任天津市規劃局代局長，組織天津的三年重建規劃實施工作。
抵達天津后，周干峙迅速洞悉了救災規劃的瓶頸所在：災后重建的主導權分散在天津市規劃局與計委。計委雖負責制訂總體計劃，卻因缺乏圖紙資料和對損失情況不了解，難以準確估算建設費用。周干峙領導的工作組抵達天津后，首要任務便是依據規劃局的資料，精確核算救災規劃所需資金。周干峙回憶道：“我跟天津市規劃局的辦公室主任，在一號賓館整天畫圖、算賬，最后算出來這筆錢總共是24.6億元，每年投入8.2億元，分3年完成。”天津的災后恢復計劃得到了國務院的專款支持，為天津的三年規劃提供了物質保障。
唐山、天津震后重建工作是一項復雜而龐大的系統工程，在周干峙的職業生涯中具有重要意義。它們不僅證明了中國人民在災難面前的堅韌與不屈，更展示了規劃之力在推動城市復興中的巨大作用。
3深圳規劃，走向創新自主
1980年，國家批準在深圳設置經濟特區。國家建委派出一個“五人小組”支援深圳的規劃建設。周干峙作為“五人小組”成員之一，雖未具體參與規劃編制工作，卻以組織者、領導者的身份對規劃工作進行了許多謀劃和部署。周干峙堅持以科學規劃為先導，其理念在推動深圳飛速發展中起到了關鍵作用，為城市建設積累了寶貴經驗。
深圳最初的人口規劃預計為70萬人。然而，周干峙從規劃專業的角度重新計算后，表示不能按照原有計劃執行。在他看來，對于深圳這樣即將快速發展的口岸城市，完全可以增加到100萬人，再將流動人口和交通因素考慮進去，人口規模可以設計為滾動式、富有彈性的，是動態的、可調整的。于是，周干峙按120萬人口規模，以及可延展160萬人的愿景畫出規劃圖后，無人反對。確定了人口規模后，周干峙和同事們又借助深圳地形狹長、河道分隔，以及自然山川等特點，依山就勢，從東到西依次布置了沙頭角-鹽田、羅湖-上步、福田-華僑城、南頭-蛇口等幾大組團。
直到今天，深圳依然沿襲這樣一種城市空間的布局。“這種串聯式、組團式布局的城市結構，既便于調節，可按不同組團確定不同開發次序重點，又可在組團內部分期分片集中開發，做到規劃一片，開發一片，成功一片。”周干峙說。同時，規劃藍圖還預留了地鐵、機場、火車站等基礎設施的位置，為深圳未來的城市交通建設和城市發展留下了空間，同時節約了成本。
深圳規劃之所以獲得成功，專業人員與行政負責人的通力合作是必不可少的。周干峙表示，這種合作模式是深圳經驗中最為重要的一條。當時深圳市領導、行政人員與專家學者、專業人員之間展開了緊密的合作。大家相互尊重，對議題事無巨細一并商討。這種開放和民主的討論助推了整個規劃過程的深入展開和具體設計的產生。
平等而開放的氛圍還有效促進了各方的意見交流和匯聚，使得規劃方案得以充分地推敲和完善。例如，當初深圳規劃布局確定后，許多單位競相爭取土地資源。很快，深南大道市中心南側的“寶地”被劃分完畢。鑒于該區域的重要性以及缺乏詳細規劃，周干峙向市政府提出意見，認為不宜立即劃分該地塊。最終市長介入，對這片土地重新進行了全面而細致的規劃。
類似的情況還出現在深圳市區縣的規劃中。深圳經濟特區成立初期，面臨先修西向道路還是市區深南大道的決策爭議，最終決定優先建設深南大道。然而，周干峙認為這并不合適，因為修深南大道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事”。周干峙表示，在整體規劃還不充分的情況下，先修深南大道，有可能與將來深圳的總體規劃產生矛盾。最后，市政府采納了他的意見。
在深圳規劃過程中，專業人員與行政領導之間合作高效順暢，共同推動了深圳的規劃與建設。周干峙后來在接受采訪時感慨道：“（深圳）有工作需要我，我就去，我參與了幾乎每一座主要建筑、每一條主要馬路的修建。”
深圳規劃在我國城市規劃史上占據重要地位，它標志著中國城市規劃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重大轉變。周干峙說：“用現在的眼光看，深圳的城市規劃也并不落后，世界上還沒有一座城市像深圳這樣，一次規劃（可容納）上百萬人口，并且按城市規劃藍圖建出來，建得如此完整、如此合乎（城市）功能，這算得上是中國人自己做的城市規劃和建設的一個成功范例。”
深圳是我國自主規劃并建設的城市，也是新中國第一個按市場經濟體制規劃建設的城市。這個規劃是由中國的城市規劃師主持編制的，對深圳規劃的歷史經驗的總結是不可或缺的。
“行政領導與專業人員緊密結合是解決問題的‘金鑰匙’”。周干峙認為，深圳市的規劃建設中，領導層沒有將自己的意志強加于規劃專業人員，而是鼓勵他們進行深入研究，提出解決方案，并充分尊重他們的專業意見，促進了決策者與規劃者之間的平等討論和緊密合作，營造了鼓勵創新和勇于探索的工作氛圍。
4賡續精神，打造美好宜居城市
1983年5月，經國家科委批復，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即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成立，周干峙于同年11月任院長，支持了一大批第一代城市規劃工作者重返規劃工作崗位。他同時作為深圳市顧問，研究舊城改造與特區城市，指導了以深圳經濟特區總體規劃為代表的一系列改革開放初期重大項目。在深圳規劃工作中，周干峙以組織者和領導者的身份提出了“滾動、靈活、深細、誘導”的規劃思想，協調解決了一系列問題，成為深圳城市規劃工作的思想引領者。
1985年12月，周干峙被任命為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1988年4月改組為建設部）副部長、黨組成員，周干峙分管城市規劃工作，主持完成了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規劃法》和《中國技術政策：城鄉建設》為代表的一系列重大規劃法規政策的制定，有效推動了中國城市規劃事業的發展。在卸任建設部副部長后，周干峙繼續以“建設部顧問”身份參與中國城市規劃事業的相關工作。
周干峙是政協第八屆全國委員會副秘書長。在全國政協工作期間，周干峙同許多同行專家一起積極推動全國各地城市規劃建設和文化遺產保護等工作，并負責全國政協辦公樓的規劃設計工作。同時，周干峙也擔任了不少學術職務，包括長期擔任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中國城市規劃學會、中國風景園林學會的理事長及全國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專家委員會主任委員等，為中國城市科學研究、城市規劃學術建設、風景園林和歷史文化保護等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1991年，周干峙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94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并在1994年至2000年擔任中國工程院土木、水利與建筑工程學部主任。作為行業帶頭人，周干峙并不否認社會看的是他的行業成果和成績這一點。因為從當選院士那天開始，他就感覺到肩上無窮無盡的責任。
周干峙用智慧和汗水譜寫了中國城市規劃與建設事業的光輝篇章。他的成就、思想和實踐經驗，在中國城市規劃與建設領域內具有深遠的影響。周干峙對中國城市規劃事業有深厚的感情，他將畢生精力與才智都投入其中，不斷進行理論創新和實踐應用，作出了卓越貢獻。他的人格魅力和科學精神也為后來的城市規劃師樹立了榜樣。他嚴謹治學、勤奮工作的態度以及深厚的人文關懷，讓后來的城市規劃師備受鼓舞和啟發。他們開始更加關注城市規劃的社會責任和人文關懷，努力為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和人民的幸福生活作出貢獻。
周干峙雖然已離我們遠去，但他的精神永遠激勵我們前行。展望未來，期待更多的城市規劃師能夠傳承周干峙的學術思想和實踐經驗，期待他們能夠不斷探索和創新，更加注重可持續發展和人文關懷，打造更加美好、宜居的城市環境。
（作者劉霄陽系北京工業大學碩士研究生，林戈系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中級工程師，李娜系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正高級工程師）
讓居民都能享受水面和綠地
■周干峙
水面與綠地對改善城市環境具有重要作用，當今人們對此越來越關注。
西安氣候干燥，對于水面的需求是迫切的。據文獻記載，唐城內曾有100多條渠道和100多處水池，是渠道池沼很多的城市。研究西安的水源情況發現水源集中在南部。規劃引水入城，恢復曲江池公園，流入興慶池成興慶公園，引入居住區內的低洼地成小湖泊，在全市均勻分布水面，使多數人能夠享受。渠道與道路的走向相吻合，并兼顧排泄雨水的功能，盡量少挖土方。許多水道經大環路分流，所以大環路規劃了80米寬，水道、綠地、街心公園貫穿全線。
綠地能夠調節氣溫、濕度，降低煙塵噪聲與風速，對城市的衛生安全有重要的作用。規劃的綠地系統由公共綠地、專用綠地、衛生防護綠地、郊區綠地組成。公共綠地包括全市性的大公園、區公園、小游園和街心花園、兒童公園、林蔭道五種類型。全市規劃了大雁塔、小雁塔、興慶池、韓森冢等十個大公園。這些大公園既有活躍的文娛區、兒童游戲區，也有安靜的休息區，設有俱樂部、科學館、展覽館、劇場、運動場、食堂等，為居民休息、運動、文化教育、科學普及創造條件，滿足居民文化生活的需求，所以叫作文化休息公園。
在哪些地方建公園綠地？一是歷史上的名園或宮廷所在地，如曲江池、含元殿等；二是地形復雜不宜建筑的地段，如舊城東西的磚窯低洼地區；三是可能形成水面的地方，如興慶池遺址；四是原有公園及樹木較多的地區，包括郊外樹多、地形變化大的地段；五是名勝古跡或遺址所在地，如大雁塔、小雁塔、韓森冢公園等。主要公園綠地之間以林蔭路、林帶聯系起來，形成綠地系統，與道路系統相協調，和街坊內的綠地、郊區的綠地相連接。人們隨處都可接近綠地，可在綠樹下散步直至郊區。
當時考慮的是盡量讓人民群眾都能享受水面和綠地；把已經知道的名勝古跡遺址遺跡都規劃成綠地，既可改善城市環境，又可把它們保留下來。城墻城河也作為公園綠地保留下來，似西安城的一條綠色項鏈。像這樣以擴大城市綠地來保護文物古跡，同時又改善城市環境的規劃方式，在以后西安的城市建設中被繼續沿用。
（本文節選自《城市發展研究》2014年第3期刊發文章《西安首輪城市總體規劃回憶》，有刪改）
《中國科學報》(2024-12-13第4版印刻)
本文鏈接：http://www.020gz.com.cn/news-8-1375-0.html周干峙：規劃之路，一生之志
聲明：本網頁內容由互聯網博主自發貢獻，不代表本站觀點，本站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天上不會到餡餅，請大家謹防詐騙！若有侵權等問題請及時與本網聯系，我們將在第一時間刪除處理。
點擊右上角
微信好友
朋友圈
點擊瀏覽器下方“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瀏覽器請點擊“
”按鈕
點擊右上角
QQ
點擊瀏覽器下方“”分享QQ好友Safari瀏覽器請點擊“”按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