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社交平臺上，有博主對AI眼鏡指示燈漏洞開展測評。圖/社交平臺截圖
今年上半年，隨著巨頭和新銳們密集發布新產品，AI眼鏡掀起消費熱潮，而“拍攝功能”也引發隱私爭議和擔憂。
近日，南都記者走訪深圳華強電子世界與賽格電子市場時注意到，有大量不知名品牌的AI眼鏡在售，部分眼鏡的拍攝指示燈可以通過鏡框上的按鈕“一鍵關閉”。另在部分電商平臺，記者搜索發現，打著“華強北頂配”“某米同款”“工廠直銷”標簽的AI眼鏡不在少數。
可見，各種AI眼鏡的普及，也帶來了新的社會問題。除了山寨AI眼鏡以偷拍為賣點，即便是正規產品，某種程度上也存在隱私保護的隱患，甚至一些廠商將“指示燈可關閉”作為賣點。這使得公共場所拍攝，可能成為一個嚴重對立的輿論問題，繼而影響AI眼鏡行業及其相關技術的發展。
對隱私不被侵犯的合理預期
AI眼鏡拍攝引起的糾紛，關鍵在于隱私權的法律界定。
根據我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四十二條的規定，偷窺、偷拍、竊聽、散布他人隱私的行為屬于侵犯人身權利的行為。
隱私主要包括三大類，即私人信息，如個人情況，病歷、三圍、財產狀況等；私人活動，如社會交往、夫妻性生活、婚外戀等；私人領域，也稱私人空間，指個人隱秘部位、個人日記、居室等。
直至20世紀60年代初，各國所遵循的隱私界定原則是“隱私止于屋門之前”，即主要集中于對家庭內私密的保護，而公共場所“不被認為存在合法的隱私”。隨著微型攝像技術的普及，令“隱私止于門前”的理念漸漸變得不合時宜。
20世紀80年代，美國法學家麥克魯格提出“隱私合理期待”觀點。比如一個人將日記藏在抽屜里，他對自己日記就是有隱私預期的。但如果，他將日記扔在大街上，做成海報，他就放棄了對日記的隱私期待。
公共場所，也可以有對隱私的合理期待。因為私生活不僅在住宅之內，也存在于外在環境之中。只要權利人相信其活動不在公眾視野中，有“隱”的意思表達，有“藏”的動作，那么，就可以認為，當事人有對隱私不被侵犯的合理預期。
回到具體的場景中來，裙底顯然屬于合理期待的范圍，從頭頂往下拍，顯然也屬于合理期待的范圍。這都是典型的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四十二條的行為。但是，一個女生坐在地鐵座位上，男生站著，目光所及所看到的，或者他戴了一個AI眼鏡，是否屬于隱私的合理期待范圍呢？
如果嚴格按照中國法律，這不是隱私。但在現在社會思潮中，對隱私的界定越來越嚴格。這點毋庸置疑。而AI眼鏡的出現，必然會倒逼形成新的社會共識。
需要構建協同防控體系
從法律上，以拍攝隱私作為賣點的AI眼鏡，可能構成“銷售竊聽、竊照等專用間諜器材的行為”。
根據我國刑法第二百八十三條規定，非法生產、銷售間諜專用器材罪是指非法生產、銷售竊聽、竊照等專用間諜器材的行為。
2024年，王昌銘通過某二手平臺銷售加裝攝像頭的手表、機頂盒等竊聽、竊照設備，獲利1890元，被判處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偷拍設備違規售賣問題長期存在且難以根治，背后不僅有法律懲戒力度不足的短板，更存在監管執行不力的困境。而AI眼鏡的出現，相當于為他們打了掩護。本來在一些電商平臺、社交軟件上，搜索“針孔攝像頭”“隱藏攝像頭”等詞條，會被直接屏蔽，現在則可以搜索AI眼鏡來找到賣家。
對此，一方面要強化源頭治理，從生產全流程搭建剛性約束體系；另一方面要填補銷售環節的監管漏洞，通過構建線上線下聯動、平臺與監管協同的防控體系，切斷偷拍設備產業鏈。
當然，行業在技術層面可能需要出臺強制標準，法律層面也需補齊監管空白，產業發展方面則需重視倫理生態，尤其是大廠要主動承擔社會責任，尊重個人隱私。
公共場所拍攝與隱私保護難兼顧
AI眼鏡，現在都有拍攝提示的設定，但某種程度上，這些措施很容易被繞過。任何計算機設備都是可以破解的，可以通過其他方式關閉，甚至干脆在物理上弄壞。
試想一下，一個人在公共場所，面對另一個戴著智能眼鏡的人，正常地看著自己，紅燈也沒閃爍，他該怎么辦？
如果報警，查證需要花費自己的時間、耗費警力，最終只是正常角度拍攝，或者更微妙的，這個人聲稱只是在拍攝其他物品，只是不可避免地將人拍進去了，那么，警方是無法處罰的。
一個人故意搞壞了提示燈，但他可以說是壞掉了，自己并不知道。一個類似的情況是，車燈壞了，從來不在處罰范圍內。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公共場所是可以拍攝的，隨著大量AI眼鏡進入，引發的投訴、報警的案件可能非常多，最后必須投入大量的警力去調查，而法律后果輕微。
那么，在經濟上可行的辦法，就是在多個場合禁止AI眼鏡進入，或者進入后必須取下。這是一個更容易識別的辦法，也更可行。
消費者使用數據關乎行業發展
不過，禁止也有禁止的壞處。
首先，AI眼鏡可以給消費者帶來極大的方便。翻譯、導航、可以輔助殘疾人出行，為盲人將畫面轉為文字、為聽障人士將聲音轉為畫面。
其次，作為AI的一個重要終端，AI眼鏡背后是，精密制造、精密光學、視網膜投影等一系列技術。只有大規模消費級的應用，才能推動相關技術進一步發展。
在人類大腦接收的信息總量中，視覺占了90%以上。人類的這個生理特征，使得人類社會的信息，大部分都是視覺構成的，比如，馬路上的各種信息。這也是為什么，自動駕駛即便加入了激光雷達，也仍然是以光學信息為基礎的。
未來AI的發展，多模態的AI，僅僅靠文字輸入是不行的，一定需要大量輸入各種場景的光學信息。在模擬輸入、實驗性輸入、廠家的主動輸入之外，真正重要的是消費者使用中輸入的各種數據。這樣就形成了一個產量越大，能力越強，競爭力更強，市場份額越大的正反饋循環。而在這個循環中，數據量是一個非常關鍵的環節。
這就意味著，當一個社會出臺立法，在多個場景，嚴格限制AI眼鏡后，就會抑制AI的數據輸入，這就像擋住了AI的眼睛，限制相關行業的發展。
另一個微妙而深遠的影響是：如果將一些場景視為隱私，那么，在公共場所外露隱私，最終將變為不道德的、羞恥的。這是一個邏輯上的必然。
總之，現在輿論對于公共場所拍攝的認知，在多種因素的影響下，實際上是一種“嚴格且模糊的狀態”。但AI眼鏡，將會打破這種模糊的局面。
可以拍，還是不可以拍，這本質上是一個公共選擇，建立在充分的社會討論之上。重要的是，不能基于情緒去選擇，而是要明白如何選擇會產生什么影響與后果，然后再進行理性抉擇。
撰稿 / 劉遠舉（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
編輯 / 徐秋穎 何睿
校對 / 付春愔
本文鏈接：http://www.020gz.com.cn/news-6-3104-0.htmlAI眼鏡不能成下一個“偷拍神器” | 新京報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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