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網消息（焦點訪談）：文運與國運相牽，文脈同國脈相連。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古籍作為傳承中華文明的重要載體，凝聚著中華民族的智慧與力量，蘊含著中華民族的精神與文化，更孕育著生生不息的力量。一部部經典的古籍是前人留下的寶貴財富。如何整理？如何傳承？近年來，眾多學者為此而奔忙著。在6月14日，也就是2025年“文化和自然遺產日”到來之際，讓我們一起走進古籍傳承的故事。
今年62歲的杜澤遜教授是古典文獻學的專家，他與同事們歷時兩年，剛剛完成《永樂大典》標點本，也就是為《永樂大典》加上現代的標點符號。
成書于明成祖朱棣永樂年間的《永樂大典》被譽為“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保存了我國文學、藝術、史地、哲學、宗教等方面的豐富資料，全書共22877卷，11095冊，約3.7億字。
令人惋惜的是，《永樂大典》正本至今下落成謎，嘉靖副本也是命途多舛，遭遇流散之惡，目前在全世界范圍內發現的嘉靖副本僅有400余冊、800余卷及少量殘葉，總數不及原書的4%。
而像《永樂大典》一樣，眾多的古籍在數千年的歷史演進當中，或已失傳，或僅存殘篇斷簡。中華典籍蘊含著中華民族的智慧、精神、文化。如何保護、怎樣傳承？
2023年6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考察中國國家版本館。在考察中，總書記強調：“中華民族的一些典籍在歲月侵蝕中已經失去了不少，留下來的這些瑰寶一定要千方百計呵護好、珍惜好，把我們這個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繼續傳承下去。”當時，杜澤遜就在現場。
盛世修文的宏愿，蘊藏著習近平總書記深厚的家國情懷、民族情懷。做好《永樂大典》的整理研究工作，使其能夠傳承下去，這也成為了眾多學者的工作目標。在杜澤遜看來，第一步就要解決“看不懂”的問題。
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杜澤遜：“古書之所以不好懂，主要的障礙第一是繁體字，有的不認識；第二它是文言文；第三就是沒有標點。《永樂大典》要想推廣、傳承，第一件事情——點開，準確點開，要把它斷開句，然后出版。”
標點聽起來容易，然而做起來卻是極大的挑戰。
山東大學黨委書記任友群：“《永樂大典》涉及各行各業，各種古代的技巧知識，單靠古籍專家不一定能夠完成。所以我們組織了70多家單位、200多位學者，包括一些農科、工科的學者，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系統工程。”
經過長期深入研究與不懈努力，專家學者們不僅為《永樂大典》添加了符合現代閱讀習慣的標點符號，同時還校正了原書在傳抄過程中產生的諸多錯誤。
《永樂大典》匯聚了上至先秦下至明初的七八千種典籍，其中大量征引的著作已不存于世。
因此，《永樂大典》的整理工作意義尤為深遠——每一頁泛黃的紙葉背后，都隱藏著可能增進學術認知的歷史密碼；每一個被重新發現的佚文殘篇，都在為中華文明拼圖補上缺失的重要板塊。
杜澤遜：“它叫《梁昭明太子事實》，昭明太子蕭統，有《昭明文選》，但是《梁昭明太子事實》這個東西人間應該沒有了，《永樂大典》還保存了兩段，那就不是零，只是有多和有少的問題。”
記者：“我看這有一個‘迷路小鳥’，為什么會有這樣的一個標簽在這兒呢？”
山東大學文學院研究生叢方怡：“《永樂大典》經歷了很多磨難，正文里面有很多缺頁，現在看到的這些資料，不能確定它到底來自于哪個書，就像一只小鳥飛回去，在廣闊天地里迷路了一樣。所以我們希望經過考證和進一步深入工作，能讓這些‘迷路小鳥’回到家里來。”
叢方怡告訴記者，隨著研究的深入，目前這些紙張在逐漸變少，回家的“小鳥”也越來越多了。
按照計劃，在拆分工作全部完成后，會組合成一個“分書重編”版本的《永樂大典》，以滿足不同讀者的需求。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站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對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2022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從完善古籍工作體系、提升古籍工作質量、加快古籍資源轉化利用等方面來促進古籍保護傳承工作。
如果說利用好、弘揚好這筆珍貴的遺產是時代的需要，是眾多古籍工作者的歷史擔當，那么古籍修復和保存則是這一切工作的基礎。
汪帆，浙江圖書館古籍修復師，正如她所說，眼前這一堆殘渣碎片，在我們外行人看來，似乎已“無藥可救”。但對于古籍修復師來說，他們要做的，就是讓這些破敗不堪的書葉“起死回生”。
今年5月，浙江圖書館啟動了文瀾閣《四庫全書》修復項目。作為項目主要負責人，汪帆和同事已經修書一個多月，但眼下他們遇到了一個大難題。
《四庫全書》是我國古代最大的一部叢書，乾隆年間開始編撰，因分經、史、子、集，故名“四庫”，共36000多冊，總字數接近8億。
當時，《四庫全書》謄錄了七部，分藏南北七閣。在保存下來的四閣中，就屬文瀾閣本的命運最為坎坷。眼前我們看到這些損毀嚴重的書葉，就是在抗日戰爭期間，保護轉運過程中落入水中的部分，當時轉運的《四庫全書》大概有11箱3000多冊落水。
浙江圖書館黨委書記、館長胡海榮：“當時保存條件有限，沒法得到及時修復。這次也是一種嘗試，它不會再破損下去了，文物價值得到了很好呈現。”
修復，就是按照材料相似性原則，盡量還原它本身的樣子，紙張的選擇就十分關鍵。
浙江圖書館古籍修復主管汪帆：“最主要的一個科技手段就是對纖維材料的分析檢測，得出來的結論就是純竹料紙。我們這邊也有很多竹料紙，就拿出來一一比對，比對以后發現要么是顏色不合適，要么厚薄不合適，要么簾紋不合適。”
反復比對，反復篩選，根據檢測數據，并結合多年的經驗，最后，修復團隊和江西的一家紙坊合作，量身定制了一款修復用紙。
盡管有了合適的紙張，但修復工作依然困難重重。因為被水浸泡過，再加上被重物擠壓過，很多 粘連在一起，很難分開。
雖然很小心，但在揭開書葉的過程中，還是可能會有掉落的殘片。
用超薄皮紙在拼接處進行粘貼，還要修掉邊緣多余出來的部分，讓它盡可能地隱藏在書葉中。而像這樣的孔洞，就需要這次修復定制的竹紙進行填補。既要完整，又要牢固，還要融合，相比大塊的殘片，像這樣幾乎看不清楚內容的小殘片，修復難度更是難上加難。
目前，修復團隊已經完成其中三冊的主體修復，正在進行難度最大的殘片文字分揭、核對、拼接復原工作。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擔當。從《永樂大典》的整理，到《四庫全書》的修復，專家學者們執著守護，既是情懷，也是對中華文脈賡續傳承的信念與堅守。中華文明綿延不絕，古籍典藏浩如煙海。保護中華古籍的目的，在于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使其更好地貼近時代、走進公眾、服務社會。做好新時代古籍工作，我們才能更好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注入強大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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