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多個外賣平臺先后提出將逐步為外賣騎手繳納社保。這一舉措，再度引發了社會對于外賣騎手，以及新就業群體權益保障的關注。
在剛剛過去的全國兩會，相關內容受到不少代表委員關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要加強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推進擴大職業傷害保障試點”。
事實上，每隔一段時間，有關外賣騎手、靈活就業人員的社保繳納的話題都會被放置于討論桌上。但在實際操作層面，究竟可能面臨哪些難點？背后的運行機制是否有可調整之處？
為此，時代周報記者通過采訪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與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經濟學教授張丹丹，試圖解釋外賣騎手這一群體面對的社保境遇。
以下是時代周報與兩位學者的問答：
時代周報：對于騎手這一群體對于繳納社保的情況，你所在的課題組曾對此進行調研，具體了解到的情況是怎樣的？
張丹丹：根據我們課題組與某頭部外賣平臺合作的相關調查，外賣騎手平均年齡約34歲，其中約70%為農村戶籍進城務工人員。但是騎手的問卷調查的結果是，約有近三成騎手（27%）說自己沒有任何類型的社保或商業保險。
進一步追問的話，會發現近四分之一的騎手“不了解社保和保險類型，不知道繳了什么保險”。
現實的情況是，騎手這一靈活就業群體的社保支付意愿普遍較低。背后有幾方面原因，比如流動性高、收入不穩定等。我們的調研也顯示，若要求騎手個人繳納社保，約23.5%的騎手明確表示“不愿參保”；38.9%的騎手僅愿將月收入的5%以下用于社保；僅不到一成的騎手能接受“個人繳費比例”，這個“個人繳費”指的是交自己的那部分。
時代周報：在今年2月，多個外賣平臺宣布為騎手繳社保這件事，你覺得背后的推動力是什么？
張丹丹：確實這一輪大家的關注比較多，我覺得不管是政府、平臺，還是公眾，大家對于勞動者權益保障的關注都在日漸增高。
但有一點是可能是被忽略的，就是當我們在宏觀層面去談論平臺經濟、系統監管之時，反而少了騎手端的聲音，他們真正需要的是怎樣的保障形式？他們面對社保的態度又是如何的？
這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比如，一些騎手最希望解決的“住房補貼”和“醫保”、希望擴大的醫保報銷范圍，尤其是異地就醫直接結算的便利性；其次，許多騎手擔憂“老了跑不動單子怎么辦”，還有像騎手們孩子的上學問題等等。
另外，當下由于用工成本增加反過來導致的零工化趨勢，也是社保體系需要考量和面對的問題。
正在送餐的外賣騎手
鄭秉文：靈活就業人群，或是說外賣騎手、物流騎手，他們中間總有一些個體由于種種原因對社保繳納的意愿較低，這個問題確實存在。其實，哪個群體也都有，國外也這樣，這就是道德風險和偏好。
所以，在建立社保制度的時候，繳費率應盡量低一些，降低他們的經濟負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和防止道德風險的發生，引導他們的偏好，把勞動力市場的扭曲程度降到最低。也就是說，需要考慮到勞動力市場的供需平衡關系，盡量不影響勞動力的供給，也不能影響雇主對勞動力的需求。
其實，早在一百多年前，發達國家在建立社保制度時就有這樣一個初衷，那就是為了克服少數群體存在的“短視”，防止由于短視為個人帶來的疾病和老年貧困等風險，防止由此導致未來的社會負擔成為不穩定的風險。
由于建立社保體系會“抬高”勞動力成本與價格，“抬高”勞動力市場的門檻，所以，在為靈活就業人群建立社保制度的時候，一定要考慮到盡量不要給就業機會帶來負面影響，不要影響就業，牢記就業是第一福利，其次才是社保，不要本末倒置，不要為了社保而減少就業。這正是這么多年來我們國家沒有一刀切，而是穩扎穩打，多地試點，為靈活就業人群逐漸解決這些問題尋找一個平衡點。
時代周報：對于外賣騎手，或是靈活就業人群在社保繳納方式上，有什么建議？
張丹丹：其實之前，許多專家和學者，包括兩會期間也有代表們都在討論，也給出了很多建議。
以騎手這一群體來說的話，我覺得可以考慮的是，跳出傳統的“五險一金”模式。以他們的具體需求作為度量衡，比如單獨購買醫保，或是失業保險。就我了解到的情況，有外賣平臺就提供了“職業傷害險”這樣的商業保險，一定程度上給到了騎手所需要的保障。
還有，是否可以根據不同的收入水平調整社保繳納的比例或給予補貼；也可考慮適當降低繳費基數，優先覆蓋騎手群體最迫切的保障需求。
鄭秉文：我的建議是，在養老和醫療上，其實現行的社保制度是相對完善的，只要克服戶籍障礙，靈活就業人群是完全可以加入進來的，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制度也是適合他們的，不要為他們額外建立單獨的制度。
但針對于工傷保險，情況就不一樣了，即使克服了戶籍障礙，它很難適應靈活就業人群的加入。我覺得可以建立一個新的制度。傳統的這個保險尤其是在當下（騎手）這一群體當中確實是適應不了的。我們也能看到，（“職業傷害險”）現在正在一些地方試點，覆蓋了一千多萬人。這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推動。
時代周報：那對于繳費基數，各地的標準不一樣。這其實也會對騎手繳納社保帶來一些抵觸心理。對此，你有什么建議？
張丹丹：以騎手群體來看，他們的社保基數首先要按照他實際的工資收入水平來，而不是各地的繳費標準來。比如一個地方的社保繳費下限是7000元，但騎手的收入可能只有5000元。按照現行的規定，他還是要按照7000元的標準來交，對騎手群體而言，負擔肯定會加重。
但其實大家也知道，社保和戶籍制度是息息相關的，里面各地的福利差異、社保轉移之后各地的續接，這些都是需要逐步去解決的問題，也需要下很大的決心。
今年年初，國家發改委就在《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指引（試行）》的通知里面提到過：全面取消在就業地參保戶籍限制，完善社保關系轉移接續政策。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信號。
鄭秉文：社保背后牽涉到的戶籍制度十分復雜，為靈活就業人群的異地參保帶來很大困難。但破除戶籍的障礙在背后需要多個部門配合，比如社會保障部門、戶籍管理部門等等很多部門一起協同，甚至涉及到整個國家治理體系的考慮。
記得幾年前部分地方都做過異地參保的試點，大家也都知道，這樣牽一發動全身的改革，尤其是像一線城市這樣地方的壓力很大，有些城市還涉及到買房、買車和戶籍都會有所綁定。所以各地也都在一點一點慢慢探索。而且，如果一下子做出特別大的調整，也怕引起就業市場的波動。
我個人的想法是，問題確實有，但國家這么多年也一直在推進，也都在逐步完善。比如像廣州，之前就開始推進參保人在省內企業流動就業養老保險關系自動接續，不用辦理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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