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財經全媒體記者丁莉 廣州報道
2024年，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總量已達到14.8萬億元人民幣，它已經超過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和東京灣區等世界級灣區，成為中國經濟中不可忽視的存在。??
這艘“巨輪”，如何確保在新一輪科技浪潮中穩步前行？
根據《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大灣區必須構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它由先進制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現代服務業、海洋經濟等模塊構成。這是一個復雜而龐大的體系，在推進過程中，也無可避免遭遇傳統產業尾大難掉、區域發展不協調、制度差異等挑戰。但轉換思維，挑戰同時也是機遇。
5月20日，由國務院參事室主辦、廣東省政府參事室承辦的2025粵港澳大灣區論壇在廣州舉辦。當天下午，多位專家學者聚焦“加速建設更具國際競爭力的現代化產業體系”舉行了圓桌論壇，多層次的產業與區域結構，使大灣區具備了調配多種資源協調互補的優勢。
“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中國經濟最具活力、開放程度最高、創新能力最強的區域之一，承載著國家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期望。”國務院參事，中國僑聯原副主席李卓彬表示，大灣區必須堅持科技創新驅動，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塑的背景下，實現產業高端化、智能化的根本性飛躍。
當下，大灣區諸市都在押寶新賽道——深圳在智能制造、機器人、5G通信設備等領域持續發力；廣州依托汽車支柱產業向自動駕駛、低空經濟躍遷；佛山推動制造企業上云上平臺，建成一批數字化工廠……
無論是培育新產業、新業態，還是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技術屬性日益攀升。
國家發展改革委經濟所副所長、研究員藍海濤通過數據對比發現，粵港澳大灣區研發投入強度超過紐約灣區0.6個百分點，但分別低于東京灣區和舊金山灣區0.2個、2.8個百分點。但從2023年國際專利申請量來看，粵港澳大灣區共計7.8萬件，是東京灣區的1.5倍、舊金山灣區的1.7倍，紐約灣區的24倍。
這意味著，粵港澳大灣區創新效率更高。能夠以較低的投入撬動較高的研發產出，這是其無可比擬的科創優勢所在。
“那么，諸多科創要素中，究竟是什么才是最為重要的？”
在論壇末尾的自由交流環節，一位嘉賓提出了這樣的問題。與會專家也給出了答案——人力資本。在他看來，只有人力資本的提升，才能使在區域內密集投入的土地、廠房、設備、技術、管理、數據全要素生產率得到提升。隨著由高技能人才引領的技工時代的到來，要擁抱創新，粵港澳大灣區最緊要的是打造素質人才高地，推動人力資源向人力資本提升。
在這個過程中，內培外引必須并重。一方面，粵港澳大灣區需要更多高質量的大學資源。藍海濤提出，能否借鑒加州大學模式，推動清華、北大等在大灣區拓展分校，從而彌補其既往在工科人才培養方面的短板。
另一方面，引進國際人才至關重要。他認為，相比其他灣區，粵港澳大灣區在外籍科研人員占比上仍有差距，未來應注重招攬這一群體，擴大國際人才市場范圍。
作為現代產業體系重要一環的服務業，尤其生產性服務業，也成為熱議話題。
深圳市前海管理局首席經貿專家屈宏斌認為，服務業的發展水平反映著整個國家和地區的資源配置效率、科技創新能力，是經濟結構高級化的重要體現，數據顯示，高收入國家的服務業占比普遍超過了80%，“而生產性服務業又是產業邁向高端的關鍵臺階，其作為產業之腦，企業之翼，通過知識溢出、技術滲透、模式創新，推動產業鏈向研發、設計、品牌等附加值環節延伸”。
在大灣區，各地也在強化對生產性服務業的關注。以廣州南沙為例，2024年，南沙港區集裝箱吞吐量突破2000萬標箱，開通國際班輪航線167條，聯通全球百余國家。以物流為代表的服務業對于外向型經濟主導的大灣區至關重要。
港口的虹吸效應進一步在這里催生出了完整的臨港產業生態，形成了千億級跨境電商產業集群，2024年保稅進口總額突破1000億元，以廣汽豐田為龍頭的汽車產業集群更是創造了年出口40萬輛的成績。珠三角發達的制造業為港口物流提供了貨源，而后者則反哺前者產業升級，二者形成良性循環。
廣東省政府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廣東海事局原局長梁建偉表示，據統計，每增加100萬集裝箱吞吐量，可帶動GDP增加12—20億元。
深圳前海更是典型案例。2024年，以金融、現代物流、信息服務等為主的現代服務業實現增加值1800多億元，其中，生產性服務業增加值為1500億元左右，占前海服務業比重約64.3%，占當地整體GDP比重約49.4%。
在上游，華為落地前海的全球具身智能產業創新中心將在關鍵技術領域賦能全行業；中游，微眾銀行提升跨界融合能力，為小微企業提供精準信貸，覆蓋4300萬家中小企業；下游，更多生產性服務企業還在深耕垂直場景，促進價值變現。
“更進一步，多層次的生產性服務業集聚，還將在前海釋放規模效應。”屈宏斌稱，設立前海合作服務區，就是為了引入一大批服務業，帶動整個灣區產業升級。
對橫跨5.6萬平方公里土地，涉及兩個制度、三種貨幣的粵港澳大灣區而言，制度與發展水平差異成為其構建現代產業體系的“雙刃劍”。
一方面，大灣區區域協調發展與資源配置優化難度大，珠江東西兩岸在經濟體量、人均GDP等拉開明顯差距。但在藍海濤看來，從另一維度思考，這也為大灣區提供了囊括低中高的完整產業體系，各地優勢互補，鑄短板為長板。
他進一步解釋，粵港澳大灣區更類似東京灣區和紐約灣區的結合，它既有以金融為代表的高端服務業，又有發達的制造業，還有廣闊的市場腹地，“比亞迪新能源汽車之所以在這里后發崛起，很大程度得益于梯度化的要素資源提高了技術轉化為產品的效率，再通過這一廣闊腹地中的不斷試錯，最終降低了成本”。
另一方面，粵港澳三地有著不同的制度優勢和創新資源，三地深度融合至關重要。
例如，香港在技術研究、國際化資源整合方面獨具優勢，其科技、教育、人才、金融等既是大灣區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有機組成，又賦能灣區內地產業升級。
香港特區政府特首政策組副組長王新春曾調研的一家內地企業，在香港設立了公司，背后原因有兩層，其一，該企業需要一筆巨額融資，而在香港進行PPP更加順利；其二，其還看好香港的會計、法律等專業服務，以做好風險控制。
“通過打造總部經濟，香港也能夠為大灣區提升產業國際化水平、更深度參與到全球競爭與融合中去創造更好的條件。”他認為。
但制度差異增加了要素流動成本。多位專家均提出，大灣區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建設需要跨區域、跨部門、跨主體的協同合作，規則銜接因而十分必要。
近年來，粵港澳科技合作機制日益完善，立足粵港澳大灣區聯合實驗建設有關規定，港澳高校和科研機構參與廣東省科研計劃項目比例持續提升，推動科研成果轉化為產業應用，為灣區制造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技術支撐。
本文鏈接：http://www.020gz.com.cn/news-1-47842-0.html解碼大灣區現代化產業體系：“巨輪”何以遠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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